一
具有悠久曆史的回族文學，是祖國整個文學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反映民族社會生活的回族文學，它與自己民族的命運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曾經曆了曲折起伏的發展過程。在社會主義新的曆史時期，隨著黨的民族政策、文藝政策的日益落實，它也繁花競放、蓬勃發展，步入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
漫步在新時期回族文學的藝術畫廊，那琳琅滿目、姹紫嫣紅的圖景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不能不為它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發出由衷的讚歎。
新時期回族文學發展的成績，首先表現在它的數量的豐富與品種的多樣上。衡量文藝現象，也需要進行必要的定量分析。量的分析、比較，是我們總結新時期回族文學成就的一項重要步驟。由於回族散居全國，回族作家的行蹤遍布在全國各家文藝刊物上，加之他們中的許多人在發表作品時並不署明自己的族屬，所以，就回族文學創作做一個完整的數量統計是困難的。但是，僅就我們手頭掌握的零星材料來看，已經能夠說明回族文學興旺發達的圖景了。例如，寧夏回族自治區的主要文學刊物《朔方》，自1989年至1984年，共發表了回族作家（作者）的作品30園餘件，是19苑遠～1978年的員園倍。從發展速度上來講，應該說是驚人的。再如，《民族文學》自198員年創刊至1984年底，共發表了回族作家（作者）的作品13遠件。窺一斑而知全豹。在短短的四年間，有這麼多回族作家（作者）的作品登上了全國民族文學的大雅之堂，成績應該說是令人振奮的。
在回族文學蓬勃發展的過程中，一個品種齊全、形式多樣的回族文學體係也已初步形成。在曆史上，回族文學以詩歌、散文為主，除此之外，幾乎沒有其他的文學樣式。如今，不但詩歌、散文這些回族文學的古老品種煥發了新的光彩，而且小說、戲劇、電影、報告文學、文藝理論和批評等藝術門類也相繼產生了。可以說，具有悠久曆史的回族文學，已經發展成為立體的、綜合的、多層次的社會主義的現代文學了。
新時期回族文學發展的成績，還表現在它的隊伍的壯大與質量的提高上。衡量一個民族文學發展水平的標誌，在於它湧現出了多少有影響的作家和有影響的作品。使人感到欣慰的是，一支陣容整齊、富於創造力的回族文學隊伍已初步建立起來。他們中，既有功力深厚、寶刀未老的文壇宿將穆青、沙蕾、胡奇、沙陸墟、薛恩厚、李超、木斧、馬瑞麟等，也有年富力強、碩果累累的中年骨幹王世興、趙之洵、高深、白練、白崇人、霍達、馬步鬥、丁一波、馬自天、海代泉、師歌、王度、馬達、馬正太、李佩倫、李存光、郝蘇民、馬連義、馬犁、馬立彥、丁文、馬瑞芳、韓統良、淩喻非、馮福寬、李全喜、姚欣則等，大量的則是新時期湧現出來的文壇新秀張承誌、沙葉新、阿拜、鄭國民、馬治中、馬知遙、楊少青、陳村、張寶申、王延輝、馬明康、馬寶康、吳季康、白山、李棟林、馬蘭、馬鈺、姚金海、何克儉、楊峰、朱剛、馬樂群、馬中驥、查舜、於秀蘭等。
這些新老作家，人人矢誌握靈蛇之珠，個個奮力抱荊山之玉，胼手胝足，勤奮耕耘，為民族和祖國貢獻出了許多有影響的優秀之作。由趙之洵執筆的大型舞劇《絲路花雨》搬上舞台後，在國內外都引起了轟動；沙葉新創作的《陳毅市長》在舞台演出和銀幕放映後，博得了各族人民的交口稱讚。在中國作家協會舉辦的全國性文學評獎中，張承誌的短篇小說《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中篇小說《黑駿馬》《北方的河》先後獲獎，為民族贏得了榮譽。在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評獎中，回族作家的員源篇作品獲獎，不但在各民族中名列前茅，而且各個文學種類都有獲獎作品。在寧夏回族自治區舉行的多次文藝作品評獎中，回族作家（作者）的獲獎作品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
二
新時期回族文學的發展具有以下顯著的特點。
一、題材的擴大與主題思想的深化。
文學民族化的實質是真實、深刻地反映民族的社會生活。別林斯基指出：“在任何意義上，文學都是民族意識，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實”“是民族的曆史生活的表現”。因而，在民族文學創作中，題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20世紀50年代及遠園年代，回族作家們剛從黑暗的反動統治中解放出來，樸素的感情和欣欣向榮的生活，使他們的筆下除了表現先進與落後的矛盾外，大部分是歌頌回族人民新生活的。在新的曆史時期，回族文學在“雙百”方針的指引下，其創作題材日趨擴大，由過去的相對密集發展為現在的相對散射，由過去的相對單純、集中而趨向於多層次、多角度；其主題思想由過去的相對單質，發展為現在的相對多元，而且它的豐富性、複雜性、多義性以及主題意義的深邃性更加受到重視。
首先，回族文學的傳統主題得到了深化，並帶有鮮明的時代特點與現階段民族生活的烙印。歌頌偉大的祖國，歌頌堅如磐石的民族團結，這是回族文學經常采用的題材和傳統的主題。在新的曆史時期，回族作家們繼續謳歌著這個傳統的主題，但感情更為深厚，內涵更為豐富。例如，馬瑞麟寫的反映“一個遭受‘四人幫’浩劫後的雲南回族村寨”生活的《祖國三題》，溫婉而深情，含蓄而內在，既控訴了“罪惡的毒焰毀滅了美麗的村寨，玷汙了祖國母親純潔的胸脯”的可恥行徑，又表現了“即使雙翅完全折斷了，對母親依舊懷有濃濃的深情”的回族人民與祖國骨斷筋連的血肉聯係，更表達了“人人都說繡得很好了，姑娘們卻顯得十分不安，總覺得沒一朵繡出祖國的風姿，總覺得對祖國的愛沒有繡完”的回族兒女對祖國無比愛戀的一片癡情，深深地打動了讀者的心。像這樣有血有肉，愛憎鮮明，內涵深刻、豐富的作品，沒有經過曆史的磨難是寫不出來的。馬連義的獲獎小說《回族代表》，則從民族新的生活出發，通過生動感人的故事情節和細膩真實的人物刻畫，謳歌了回漢族人民生死與共的血肉情誼，很有現實意義。
其次，是民族禁區的突破、民族文學題材的擴大。過去，由於“左”的思想的禁錮，民族生活的許多方麵被列入禁區，不但與回族人民關係密切的伊斯蘭教不能涉及，就連回族人民日常的風俗習慣也不能表現。“文革”以前，有的同誌稍稍涉獵了一下，便在“文革”中受盡了打擊和迫害，以致粉碎“四人幫”後，還有相當一部分同誌心有餘悸。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黨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落實，回族作家們也向這些被視為“禁區”的領域發起了衝擊。馬知遙的《古爾邦節》就是發軔作之一。它通過記者進入回族聚居的村莊，對回族人民三大節日之一的“古爾邦節”進行采訪的情節，將獨特的風俗和善良的人們的美好心願交織在一起，生動而形象地向我們展開了一幅饒有情趣的民族生活畫卷，向人們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在此之後，許多富有色彩，反映民族生活風貌的作品紛紛問世。其中，丁一波的散文《哈大媽的蓋碗茶》寫得清新雋永，富於韻味，值得一讀。
同時，一向諱莫如深的宗教生活也進入了回族文學的創作領域。白練的《朋友》就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篇，它通過麥收大忙季節前夕，回族群眾要過“聖紀”，工作組認為這“純屬宗教活動”，影響麥收，準備阻止，而村黨支部書記“河州馬”卻支持群眾的這一要求，最後經過合理安排，既滿足了群眾心願，又促進麥收的故事情節，真實地反映了現階段一部分回族群眾的生活麵貌，鮮明地刻畫了一位堅決貫徹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農村基層幹部的形象。其他如馬治中的《紫銅湯瓶》、韓統良的《朝覲者》，也都正麵反映了宗教人物、宗教生活，寫得真實生動，分寸得當。
再次，是回族文學與回族生活聯係的加強。多方麵地反映民族的新生活，是新時期回族文學的一項重要的內容。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給回族人民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變化，所以，許多作品從不同的側麵，反映了這一變化。例如馬治中的短篇小說《“方”迷新傳》，通過回民老漢馬六十，用兒子孝敬自己享清福的錢，春節期間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麵的家庭下“方”邀請賽，反映了實行家庭承包責任製及黨的農村經濟政策放活以後，回族人民的生活迅速提高，不但基本滿足了物質生活的需要，而且開始追求豐富的精神生活了。從獨特而新穎的角度，謳歌了三中全會的路線，表現了回族人民新的生活麵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