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的回族文學更多的是深沉的思索：對民族曆史的回顧，對現實生活的思考，對民族前途的關注。如高深的小說《清真寺落成的時候》，通過回漢兩個青年在十年動亂中受了曆史的嘲弄，曾以最狂熱的“革命”熱情，帶頭拆了村裏的清真寺，但後來隨著“盲目信仰的崩潰，受騙上當的痛苦”，又使他倆中的那個漢族姑娘變成了虔誠的伊斯蘭教信徒，並因身心受到嚴重傷害而過早地離開人世的悲憤故事，深沉地回顧了民族曆史上那屈辱黑暗的一頁，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終究是公正的”，凡是違背曆史發展規律的，過去的盲目也好，現在的迷誤也好，終究會被民族生活發展的浪頭所拋棄的客觀真理。其他如馬犁的《飄動的藍幌兒》、鄭國民的《夜，滿天的星》以及馬治中的《三代人》等，通過對民族生活的深刻思考，選取與民族生活密切相關的重大題材，在新與舊的生活態度、生活道路的矛盾交織中提出了民族生活中發人深思的一些問題，揭示了民族生活必須不斷向前發展等重大主題。在這些時代性、現實性很強的作品中，我們不僅看到了回族作家們對自己民族的深厚感情，而且看到了民族的前途與希望。
此外，還有一部分回族作家的作品，表現的是非回族的生活，如張承誌的《黑駿馬》《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沙葉新的《陳毅市長》《無標題對話》，馬犁的《棒槌鳥又叫了》《長白山密林裏》，及霍達的電影文學劇本《公子扶蘇》《飄然太白》等，它們反映了回族作家廣闊的視野和豐富的生活經曆。關於這一點，回族作家張承誌說道：“我也常想為我們這個在中華民族曆史中做出過巨大貢獻和犧牲的民族寫一些作品。但是，或許正是這種貢獻和犧牲的特點使我寫的更多的是其他民族。”這話是很具有代表性的。“犧牲”，這是一個具有高度自信心和文化優越感的民族才具有的特點和品質，它反映了這個民族寬廣的胸懷和寬容的精神。我們相信，回族作家為中華民族貢獻的這種“犧牲”的成果，必將在中國文學史和回族文學史中占有自己應得的位置。
二、民族典型性格的塑造有了新的發展和突破。
塑造鮮明生動、真實感人的民族典型形象，是民族文學的一項重要的美學要求。民族文學的成就，也往往看它提供了多少可以稱之為典型的藝術形象。以前，盡管有的作家筆下也出現了回族人物，但由於“左”的思想束縛，所謂“地方民族主義”罪名的威脅，除了冠以“回族”二字外，這些人物與其他民族的同類人物從性格特征上來講是沒有什麼區別的。在新的曆史時期，由於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和民族文學創作實踐的深入，在這方麵開始有了重大的突破，並具有了以下三個方麵的特點。
一是由外向到內向。粉碎“四人幫”初期，民族文學的禁區開始突破，一些同誌紛紛寫出了不同類型的回族人物，但由於缺乏理論準備和必要的創作實踐，這一時期的創作還處於表麵的、膚淺的、外向的狀況。他們雖然也注意描寫回族人物的特征，但往往隻停留在其外部特征，諸如山羊胡、小白帽這些相貌特征、服飾穿戴方麵。有的還描寫過度，“酌奇而失真”。由於過分強調那些外在特征，反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麵。至於回族人物性格有些什麼基本特征，在回族人物的內心深處潛存著什麼樣的心理素質，則很少有人涉及。
近年來，這種傾向逐漸有所改變。回族作家們把自己的筆觸更多地深入到了人物的內心深處，努力探索著他們心理素質的奧秘。在這類作品中，張承誌的散文《心火》是很突出的一篇。作品采取了第一人稱的形式，細致入微地描繪了“我”——一個居住在非回族地區的回族青年，從兒時起就在內心深處萌生的“心火”——民族意識與民族情感。“像我家那頑強地舐著熏得黑黑的鍋底的鋸末火一樣，這一苗微火也不熄地在我心裏留存下來了。我長久地不能理解它和記住它，但我已經意識到了。”“她得天獨厚的長處和財富，就是那心之火。那心火使她不狂妄、不冷漠、不屈服，在自己神秘的內心世界裏暗自體味著那自兒時以來就有了的、他人無法理解的深沉感受。”寫得深刻、內在，富於典型性和代表性，對回族人物性格的塑造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是從類型到典型。回族文學的創作，還經曆了一個由“類型”到“典型”的過程。我們有些同誌盡管打破了單純描寫回族人物外貌特征的局限，但目光又停留在人物的純氣質和行為特征上，脫離了人物的社會性及千差萬別的個性特征而去追求什麼“剽悍”“粗獷”的所謂“民族”性格特征，使筆下的回族人物，性格單一，麵目相同，一談就暴，一吵就跳，實際上陷入了類型化的窠臼。
近年來，這種情況有所改變。不少回族作家在注意回族人物形象的共性特征的同時，更注重他們的個性特征；在塑造回族典型人物的同時，注意刻畫了他們所生活的典型社會環境。這樣把人物的共性與個性、個性與社會性結合起來，多方麵、多側麵、多層次地描寫人、刻畫人，因而塑造了許多可以稱之為“典型”的回族人物形象。如馬知遙的短篇小說《老烈》中的主人公納萬成。納萬成是一個普通的回民老漢。他既和千千萬萬的回民老漢一樣，虔誠地信仰著伊斯蘭教，在齋月裏，他“寧可多封齋一天，絕不少封一天，盡量把該贖的罪贖完”，有著這個年紀的回族老人普遍的心理素質。同時，他又十分能幹、好勝，總希望自己比別人高一等心裏才痛快。旁人叫他“七十三行”，他也毫不客氣地說：“除了不會生娃娃，我都會！”表現出了回族人民常有的好強、聰慧的特點。但是，與一般豁達、善良、慈祥的回族老人不同，他又十分冷酷、自私、絕情。兄長死了，撂下了三個碎娃娃，他不但不去送“埋體”，反而“幹拌麵吃了一碗又一碗”，並狠狠地詛咒道：“活該，他早該無常了，主的懲罰……”自己的親侄子爾裏吃了樹上的幾個青果子，他竟把爾裏扯著耳朵提了起來，耳朵都扯裂了。他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作品令人信服地告訴我們，是那“左”的路線和極度貧困的生活扭曲了人的靈魂，造成了人與人關係的緊張。“在那靠工分吃飯的日子裏”，“為了一分一厘工分，爭得麵紅耳赤，像狼一樣，為了一塊骨頭撕咬、扭打，急得眼睛都紅了。”在實行生產責任製後，他被泯滅的人性又得到了恢複。這樣，雖然作品沒有過分地渲染人物的氣質特征，也沒有因襲一般描寫回族人物的俗套，卻依據特定的社會環境與生活環境，為我們塑造了一個真實、鮮明，有著豐富內涵的回族人物的“這一個”，一個別林斯基稱之為“熟識的陌生人”的藝術典型。
三是人物形象的豐富與多樣。新時期的回族文學不但塑造了許多富有光彩的民族的藝術形象，而且進行了多層次的刻畫與展示，使之呈現出了多樣化的豐富狀態。在回族文學的藝術畫廊中，既有熱愛土地，對黨懷有深厚感情的普通農民（高深《土地嗬，土地》），又有頑強攀登，具有男子漢陽剛之美的科學工作者（張承誌《大阪》）；既有為了民族英勇奮鬥、光榮獻身的革命誌士（楊少青《歌唱英雄馬和福》），又有溫婉賢淑，具有美好心靈的回族婦女（查舜《月照梨花灣》）。即使是同一類型的人物，他們也迥然不同，各具風采。例如，馬連義、馬知遙、金萬忠的短篇小說《善良人的喜怒》《“業餘社員”軼事》《小河彎彎》中的人物海德福、納萬成、馬亮，三個人都精於買賣，這是由傳統的民族經濟生活所造成的，但是又各具特色。海德福參加過革命，接受黨的教育較早，因而熱情、耿直，一身凜然正氣；納萬成是普通農民，因而他既精明又膽小，既自私又狹隘，身上具有更多的小農經濟特點；馬亮是願園年代的新農民，因而他的性格詼諧、樂觀、開朗，體現了一種開放和進取的精神。這些形象的出現，豐富了回族文學的人物畫廊，令人信服地說明了新時期回族文學在典型性格塑造上的進步。
三、藝術表現技巧的提高和民族藝術風格的趨於成熟。
在新的曆史時期，回族作家們在繼承發揚民族的藝術表現手法的同時，大膽地吸取、借鑒了兄弟民族乃至外國的好的藝術表現手法，融會貫通，應用到自己的創作上去，通過不斷的藝術實踐，使自己的藝術表現能力和技巧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例如，回族詩人楊少青，大膽創新、勇於實踐，在反映民族的社會生活時，運用了一種“花兒敘事詩”的新形式，將回族傳統的藝術表現形式“花兒”與“敘事詩”結合到了一起，從而豐富、發展了“花兒”的藝術表現手法，探索出了一種新的、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藝術表現形式，為提高回族文學的藝術表現能力進行了有益的嚐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