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用新詩的形式寫作的回族詩人，也不滿足於過去的那種情感抒發的直露和藝術手法運用的單調，而是從多方麵學習，努力探索新詩的意象、意境、構思、暗喻、象征等藝術表現手法和技巧，因而使自己作品的藝術質量有了較大的提高，出現了許多獲得好評的作品。例如高深的詩作《黎明曲·夕陽》：
夕陽喝醉了酒——
臨別時向白晝揮手
匆匆忙忙地歸去呀……
不慎跌倒在豐碑似的山頭
夕陽碎裂了，碎裂了
光啊，光像血一樣流……
夜，頓時蒙住了自己的臉
夕陽的鱗片化作一天星鬥
為了同黑色世界搏鬥
粉身碎骨也還要照耀宇宙
在充分運用傳統詩歌的比喻、擬人、誇張手法的同時，又自然地利用了外國詩歌常用的象征、變形等藝術手法，因而寫得凝練深刻、瑰麗奇特，具有一種立體的形象感，給人以一種雄渾、悲壯的美的力量。
在小說創作中，回族作家們也越來越不滿足於那種以故事的完整、情節的連貫為特點的傳統寫法，而試圖在有限的篇幅內，凝聚和展現更加廣闊、更加深刻、更加富有美學價值的意蘊，借鑒運用了西方小說常用的時空交錯、跳躍、意識流等手法，從而豐富和提高了自己的藝術表現力。有的還不肯隨俗，獨辟蹊徑，探索出了最適合於自己的藝術表現手法。如為回族文學取得了很大聲譽的張承誌的小說創作，在學習、借鑒民族民間文化遺產及外國小說技巧的基礎上，采用了一種抒情散文式的寫作方法，將濃烈的主觀抒情與冷靜的客觀敘述及象征性的寓意結合起來，將為了加大作品的容量和適應人物的意識的流動而采用的時空交錯、跌宕跳躍的手法與相對完整的故事情節的敘述及深入的人物性格刻畫結合在一起，從而具有了異乎尋常的藝術魅力，達到了較高的藝術水平。
學習和借鑒外來的藝術表現技巧，目的是為我所用，發展具有鮮明民族特點的社會主義的回族文學。在不倦的藝術探索及創作實踐中，回族文學的民族特色不斷有所加強，民族藝術風格開始趨於成熟。
風格作為一種表現形式，有如人的風度一樣，它是從藝術作品的整體上所呈現出來的代表性特點，是由獨特的內容與形式相統一，藝術家的主觀方麵的特點和題材的客觀特征相統一所造成的一種難以說明卻不難感覺到的獨特麵貌。回族由於居住分散，反映在具體作品上的藝術風格也是多樣的。但是，共同的心理素質及文化基礎使它在整體上又具有一致性。這首先表現在它對客觀審美對象，即民族的社會生活的共同感受和形象描畫上。無論是民族節日的生動反映，還是民族風俗習慣的藝術表現；無論是對民族曆史及革命鬥爭的真實敘述，還是對民族聚居區的出色描繪，從這些富於魅力、別具情趣的生活圖景之中，以及在它們中洋溢著的“油香”“壯羊肉”“蓋碗茶”的獨特香味中，我們感覺到了回族文學有別於其他民族文學的獨特風味。
民族的藝術風格更表現在民族作家對於民族生活獨特的把握和表現方式及情感態度上。正如張承誌所講：“以真摯的創作衝動出發，以及由於對自己獨特生活的強烈偏愛和體會產生的作品中的真摯感情，這是民族文學的第一特性。”在回族文學作品中，我們既看到了回族作家們獨特的感覺現實、表現現實的方式，如楊少青《阿依舍》中“北風卷起六月雪，化做克番於身上裹”；高深《土地嗬，土地》中的“遠處的山巔則莊嚴地托著白雲，像位頭上纏著泰斯塔拉的回族老人”；更看到了回族作家們無論是《遠征駝群的後裔》的作者何克儉，《回回家》的作者木斧，還是《煎餅花兒》《祖父》的作者馬瑞芳，《塞拉特》的作者楊建基，他們在作品中貫注著的強烈的民族感情與民族意識。這種自尊、自重、自強的民族意識與具有濃烈民族生活氣息的藝術氛圍的結合，升華出了一種深沉蘊藉、恢弘勃奮的藝術風格，使回族文學在我國文藝的百花園中獨樹一幟，具有不可替代的美學意義。
三
盡管新時期的回族文學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發展速度是各個曆史時期所無法比擬的。但平心而論，它還有許多缺點和不足，還存在著許多有待於解決的問題。
一是部分作品對民族生活的反映存在著膚淺化、表麵化的現象。新時期的現實生活向我們提出了許多值得深思的東西，但是，我們卻對此反映不力。有的回避生活中的矛盾與鬥爭，僅僅是一些好人好事的羅列；有的隻是空泛的歌頌，缺乏更深刻的內涵；有的雖也試圖解答生活中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但淺嚐輒止，開掘不深。例如，不少作品描寫了民族生活中的宗教現象，隻憑自己的主觀願望，單純地對它進行肯定還是否定都是不恰當的。隻有把這種現象放在民族曆史的特定地位，正確地解釋它在現階段重新興起的社會曆史原因，客觀地評價和表現它在新時期民族生活中的影響和作用，這樣才能寫出更真實、深刻、感人，更具有生活厚度的好作品來。
二是回族文學的發展存在著不平衡的狀態。假如我們從宏觀的角度鳥瞰一下全國回族文學發展的現狀，就會發現，再也沒有一個民族的文學像我們這樣存在著如此突出的不平衡的現象。一方麵，在非民族聚居區，回族文學發展得很快，湧現了張承誌、沙葉新等有影響的回族作家；另一方麵，在回族聚居區域，回族文學的發展則比較緩慢，創作水平還有待於提高。一方麵，回族作家創作出了許多有影響的作品，另一方麵，它們卻大都缺乏民族特點，而有特點的作品影響卻不夠大。一方麵，我們在全國性的文學作品評獎中屢次獲獎，另一方麵，這些獲獎作品卻沒有一篇是反映回族生活的。以上不平衡狀況的存在，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回族文學的成就。自然，這種現象的存在，有其曆史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各種原因，並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變的。我們也不能苛求那些生活在非回族聚居地的回族作家削長就短，搞脫離實際的平衡。但是，作為一個問題，還是應該引起回族作家們的注意。
三是回族文學的發展尚不夠全麵，還存在著許多薄弱環節。新時期回族文學發展的成就主要表現在中短篇小說和詩歌方麵，在其他一些文學領域，則顯得比較薄弱。例如，藏族在1980年以後的一年多的時間裏，就發表和出版了源部長篇小說，哈薩克族也發表和出版了員園餘部中長篇小說，可我們出版、發表的長篇小說卻不多，缺乏反映我們這個有著悠久曆史和光榮革命鬥爭傳統的民族的史詩性的作品。從作家隊伍的建設來看，我們也是十分薄弱的。據《民族文學》的資料介紹，截止1983年底，全國作家協會的回族會員僅有員遠人。按人口比例來講，我們在少數民族中是居於低位的。再以地區分布來講，延邊一個州的朝鮮族的全國作協會員有30人，內蒙的蒙古族會員有圓員人，新疆的以維吾爾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會員有35人，西藏的藏族會員也有苑人，而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回族會員隻有員人，截至1985年8月，仍然如此。這顯然是與我們民族所處的地位不相稱的。
以上問題的解決，需要多方努力，綜合治理，關鍵在於我們有關文化行政部門的領導同誌，在於我們回族文學工作者。王蒙在對張承誌的《北方的河》的評論中曾滿懷激情地寫道：“波浪翻滾的幾條大河向我們的文學事業發起了勇敢的衝擊，它號召著更加開闊、高大、強健而又深沉的文學，它號召著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新的文學巨人、文化巨人的誕生。它的出現展示著一種進入全新曆史時期的新的姿態、新的快樂和莊嚴、新的胸懷、更高的文化智能根基。”這話既是對全國文學的現實的預言，也是對回族文學的現實的預言。不是嘛？回族作家張承誌等的小說創作不是已經提供了實現這種預言的可靠信息嗎？回族，是一個有著苑園園多萬人口，富於創造力和進取心的民族，在曆史上，她曾為中華民族的藝術寶庫增添了光彩。今天，在新的曆史時期，她一定會煥發出更大的聰明才智，推動回族文學的更大發展，誕生出自己民族的文學巨人、文化巨人，為祖國的文學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載《朔方》1985年第員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