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少數民族作家中，張承誌可謂是民族情感最強烈的一位了。這位總是驚世駭俗的回族作家的民族感情，不僅表現在他向民族母體的“尋根”——孤獨地在伊斯蘭的黃土高原頑強跋涉的旅程中，表現在他對於自己民族的人民那謙恭、熱情的態度上，而且更表現在他許多直接反映民族生活、抒發民族情感的作品中，特別是他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心靈史》上。
一
《心靈史》（花城出版社1991年出版）是一部無論在思想內容還是藝術形式上都有重大突破，並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甚至當代中國文學史上都將產生重大影響的文學作品。張承誌稱這部作品為“我文學的最高峰”“甚至我還考慮，就以這部書為句號，結束我的文學的‘生命’之著”。事實上，它也是作家迄今為止最重要、在回族群眾中反映最深廣的一部作品。它站在今天時代的高度，依據作家發掘的回族民間秘不示人的典籍，以其驚人的真實和強烈抒情的筆調，勇敢地揭開了掩藏在沉默、厚重的黃土高原下的曆史機密，真實、生動地描寫了哲赫忍耶——中國回族中被人稱之為“血脖子教”的一個神秘主義教派的曆史：他們為了心靈自由和信仰自由備受迫害、孤獨奮鬥的經曆，他們“代代舉紅旗”，懷著強烈的殉教感情和渴望奇跡的心願與封建統治階級殊死對抗、慘烈犧牲的可貴氣質和無畏精神，鮮明地刻畫了哲合忍耶的一代代導師和百姓們在迫害達到了極致的黑暗年代裏與幻想決絕、以死作為信仰，追求磨難、崇尚犧牲的感人形象。盡管，在作品中作家一再聲明為了真實地反映曆史，自己曾經喜愛的抒情的創作風格已經放棄了，“我的私人抒發也就消失了”，但是，這畢竟是一種漫長的沉默的初次訴說，這畢竟是一種深掩的秘密第一次公開，從作品的字裏行間我們仍不難感覺到作家強烈跳動的感情脈搏，察覺到他那特有的洶湧如潮、濃重深厚的民族情結。
民族情結是民族作家有意或無意地在作品中集中表現出來的民族自我意識。按照我國民族學家的說法，民族自我意識，即是“對他而自覺為我”（梁啟超語）的一種意識，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覺到大家是屬於一個人們共同體的自己人的這種心理”（費孝通語），它具體表現為：一，是人們對自己屬於某一民族共同體的意識；二在不同民族交往關係中，人們對本民族的存在、發展、權利、榮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等的認識、關切和維護①。民族自我意識是生活在民族存在社會裏的人們的一種本能的、由血統決定並難以逾越的一種天然的、社會的意識和感情。由於文學乃是人們的一種精神情感活動，因而，作為文學創作主體的作家的民族出身、民族生活烙印、民族自我意識和情感，便不能不貫注、滲透到自己的文學作品中去。而對於一個主觀情感強烈，具有抒情氣質的作家來說尤為如此。張承誌就是這樣的作家。他的民族情結，主要表現在下列方麵。
一是表現在他的創作態度上。張承誌是一個有著強烈使命感、責任感的作家。血脈的繼承，家族的教育，使他從小就具有了民族的情感和意識。他在1982年發表的散文《心火》中，將它稱之為“心火”，並說到：“我已經模糊地有了一個念頭，我要尋找這表述和訴說的形式，我要為他們作一些真正有價值的事……”為了踐約這一諾言，幾年來，他不知疲倦地、長時間地“在以西海固荒山為中心的北方放浪”“一遍遍地讓西北粗糲的旱風撫摩我的肌膚”“遍訪了二十多個教派，請教了許許多多潛伏在民間的偉人”“喜悅地感覺著自己的蛻變”。為此他不僅舍棄了北京舒適的生活，舍棄了自己的業務和所擅長的創作領域，甚至舍棄了職位薪俸。他的這種赤誠和執著的精神，終於感動了回族穆斯林群眾，他們拿出了哲合忍耶所有的秘藏，“甚至魯迅在世時他們也沒有拿出來，甚至顧頡剛住在甘肅他們也沒拿出來，甚至範長江訪問了他們的家他們也沒有拿出來”。在這種信賴和期待下，張承誌說：“我下定了這最終的決心。用我以前憑感覺找到的詞彙來說，我踏上了我的終旅。不會再有更具有意義的奮鬥，不會再有更好的契機，不會再有能這樣和底層民眾結為一體的文章。”“沒有比這更值得獻身的事了。我的心中隻有這一片光明。我的抉擇，我的極致，我的限界，都僅僅在這一件事情之中。”以自己的全部心血投入了創作，“在無人的荒野中登上了山頂”，寫出了這部震撼人心的作品《心靈史》。很顯然，沒有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和使命感，張承誌是不會踏上他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人生之旅，寫出這部《心靈史》的。
二是反映在他的作品所表現的思想內容中。《心靈史》采用回族民間秘籍的劃分法，以哲合忍耶的七代導師為線索，把哲合忍耶的全部曆史、全部故事劃分在七段輝煌而悲壯的光陰裏，清晰地勾勒出哲合忍耶悲劇式精神性格的形成過程。在這種描寫中，我們可以看到，作家傾注了滿腔的熱情，寄托並抒發了自己強烈的民族感情。這種感情不僅表現在他對民族題材的選擇和大膽表現上，表現在他在講敘七代導師的故事時的真誠而崇敬的文字中，表現在他在客觀敘說哲合忍耶的曆史時所自然發表的深刻警人的評論中，更表現在他對曆史真實的勇敢探索和民族命運的忠實描寫上。例如，關於哲合忍耶義軍與官軍血戰石峰堡的曆史事件，經乾隆皇帝禦筆審定，官方編纂的《欽定石峰堡紀略》中，是這樣記載著這一事件的結尾：子夜之時，堡內哲合忍耶穆斯林強行突圍，幾十路官軍“層層圍裹”“槍箭如雨”，使全體義軍“就殲”。但是，作家經過細心的推敲和認真的調查，憤慨地告訴我們：這一切都是偽造！“清朝政府、乾隆本人、甘肅官吏和派遣討伐軍大將、軍機處、大學士——尤其是後來編纂《石峰堡記略》的知識分子和文人們，由於卑怯者的行凶，由於虛偽的政治，偽造了石峰堡陷落那一天的原始記錄！”那一天沒有合乎邏輯的最後決戰，沒有殘酷的肉搏，也沒有官軍的奮勇衝殺和回民的拚命頑抗，因為那一天是開齋節，回民一年中最聖潔的節日。已經戰鬥到最後一息，沒有絲毫抵抗能力的回民選擇了在信仰的功課中死的道路，他們舉意在開齋節聖潔的境界中飛向沒有迫害欺侮的天堂。然而，嗜血成性、求功心切的劊子手麵對放下武器、平靜禮拜的回族百姓，仍然“層層圍裹，痛加殲戮”。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恥辱，這是被稱之為“公家”的官府的恥辱，這也是所謂的“書”的恥辱！作家懷著強烈的民族義憤，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無恥嘴臉，將顛倒了的曆史又公正地顛倒了過來，使我們的心靈受到了強烈的震撼。
在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張承誌對於民族曆史的描寫是與宗教的描寫交織在一起的，他所表現出來的民族情感，有時又與宗教情感混為一體。這是因為，在當時特定的年代裏，“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歎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宗教裏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並且由於伊斯蘭教是回族全民信仰的宗教，它為無數次回族農民起義披上了意識形態的外衣。因此，張承誌筆下的宗教史，實質上是回族人民的心靈史，他所流露出來的宗教感情，實質上是對於自己民族苦難人民的感情。
三是表現在他的創作風格和寫作手法上。麵對著這如此巨大的感受和如此悲壯的曆史，為了真實地反映民族的過去，“捕捉住哲合忍耶的形象”，張承誌認為，“任何舊文學的手段都無法奏效”“而且無法用典型概括。用幾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框架；用《黃泥小屋》或者是《西省暗殺考》，都無法承托我感受的這種巨大”。因此，“我隻能嚐試，以這種精神，作為我這部畢生之作的主人公”。為此，張承誌打破了一般文學的常規，熔文學、宗教、哲學於一爐，借鑒了他的回族前輩——哲合忍耶民間記述家的寫作手法，真實而本原地講述了哲合忍耶的全部曆史故事，生動而樸實地刻畫了哲合忍耶的領袖和百姓，特別突出地表現了在他們身上集中體現出來的回族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