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作品中關於道祖太爺馬明心被官軍押到蘭州城城牆上，圍城的穆斯林望見後無不伏地跪拜，涕淚俱下，並將他拋下的頭巾、拐杖撕搶成碎塊，人人懷揣一份，誓死攻城的感人場麵中，我們看到了回族穆斯林高度的凝聚力；從起義失敗後，馬明心的妻女被押至新疆，乘夜黑手刃清軍官吏而英勇就義的行動上，我們看到了回族穆斯林不屈的性格；從清末回民起義領袖馬化龍在鬥爭失敗後，為了挽救穆斯林群眾，維護民族的生存，將自己全家舉意為“古爾邦尼的羊”，平靜地走進清軍營地，無畏地接受劊子手的剮刑的空前壯舉上，我們感受到了回族英雄人物寬闊無私的胸襟和慷慨高貴的氣概。而從哲合忍耶為了信仰，為了心靈的純淨，居然敢在200年時光裏犧牲至少50萬人的悲壯故事中，我們更強烈地感受到了回族人民不畏犧牲堅守信仰的可貴精神。
為了真實而動人地描寫這種精神，張承誌是打算放棄自己所喜愛的那種一瀉千裏的抒情方式的。他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壓抑自己激動的感情，因而，作品基本上采用了“史”的方法來寫。具體而言，就是利用民間秘藏，甚至大段摘引的方法而寫。即使這樣，他的各種感情也時時奔流而出，因為，哲合忍耶英勇而悲壯的曆史、一代代導師英勇的犧牲和他們偉大的人格力量、民族艱難而多蹇的命運，使他不能不在保持基本寫實的風格時而時時讓自己的思想感情洶湧奔淌。尤其是在講述了七代導師的故事後，他終於遏製不住自己的強烈感受，采用了詩化的形式，一發而不可收地淋漓盡致地抒發了自己的主觀情感，表現出了濃重的民族情結。這種詩化的語言，從純粹表現形式看，與作品寫實筆調雖然是不一致的，但是，其內在聯係是一脈相承的，其形散而神不散，是作品中敘事部分的必要補充和作品結構合乎邏輯的發展。這樣，作家就將寫實與抒情、主觀與客觀較好地統一了起來，既真實地講述了民族的曆史，又抒發了作家濃烈的民族情感，讀後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
美國著名的美學家蘇珊·朗格說：“藝術乃是象征著人類情感的形式之創造。”並說：“所謂藝術品，說到底也就是情感的表現。”情感態度屬於個性，直接同創作主體有關。作為藝術創作主體的作家、藝術家來說，他在藝術創作中的情感態度，不能不影響他作品的風格特征。張承誌的民族情結，貫注在他的民族文學創作中，使之不僅在作品思想內容上而且在藝術風格上都具有了與眾不同的個性特征和動人魅力。從《心靈史》中我們就可以看到，正是有了這種鮮明的作家的主觀情感，才使曆史的材料熠熠生輝，產生了撼動人心的力量。那麼，我們對他的這種民族情結該怎麼看待呢？
馬克思主義認為，在存在民族差別的社會裏，人們的民族感情是一種自然的社會屬性。事實上，革命導師本人往往既是共產主義者，又具有濃厚的民族感情。馬克思稱自己為“世界公民”，但他漂泊倫敦期間，有時突然迸發的民族熱情使他不能自抑，竟在酒肆集會上即席頌揚“德國文化的偉大、德國音樂如何比英國的優越”，使與會者對他的舉動“非常吃驚”。恩格斯對拉薩爾的劇本《弗蘭茨·封·濟金根》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但唯獨對它的民族題材表示讚賞，這一點使恩格斯的情緒非常“激動”，以至需要讀過三四遍才能冷靜地作出判斷。列寧對祖國文化充滿了民族自豪感，曾懷著驕傲和敬意稱讚列夫·托爾斯泰的藝術天才：“怎樣的一塊大石頭嗬，噢？怎樣偉大的一個人物嗬？老兄，這才是一個藝術家呢……歐洲有誰能夠同他並列的呢？沒有。”①因而，民族情結是民族作家主體意識在作品中的自然流露，是民族作家審美感受的表現形式，是文學民族化的必要條件。正是因為民族作家有著不同的民族意識、民族情感、民族個性，因而才使民族文學作品具有豐富性、多樣性，與別民族文學不同的特殊性和差異性，使文學的百花園姹紫嫣紅，美不勝收。
然而，作為一部真正的文學作品來說，作為一個民族有價值的文化成果來講，是不應該也不可能僅僅局限在自己單一的民族利益或封閉在狹隘的思想感情之內，也不可能停留在對人類的生存狀態、利益和理想毫不關心的冷漠中，它自身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必然參與全國乃至世界文學的進程及人類綜合的相互作用中。席勒就認為：“僅僅為一個民族而寫是多麼微不足道和毫無價值的理想！”②別林斯基也指出：要使文學作品成為具有藝術性的作品，“個別民族生活的形式就非包含有全人類、世界性的內容不可”。並強調說：“隻有那種既是民族性的同時又是一般人類的文學，才是真正民族性的；隻有那種既是一般人類的同時又是民族性的文學，才是真正人類的。”張承誌的《心靈史》正是這樣一部民族性與世界性、民族情結與人類情結相統一、相結合的作品。
首先，他通過哲合忍耶之所以產生、生存、發展的典型環境的刻畫，深刻地指出，這個神秘主義教派的產生，是中世紀惡劣社會環境的產物，是壓迫達到了極致時人們的一種被迫無奈的反應。張承誌以他豐富的地理文化知識，在《心靈史》的一開頭，便為我們勾勒出了這樣一幅畫麵：在一片茫茫無盡的貧瘠的黃土高原上，焦黃紅褐的裂土禿山會灼傷你的雙目，一種難以形容的旱渴會一直穿透胸腑，讓人永遠渴望水。在這樣的地方，“莊稼是無望的指望”，有幾窖雜著草根、土塊、幹羊糞的髒汙的窖水，就是有幾分財力的證明。這就是哲合忍耶的天地，就是被官府驅趕而來的回民的生存環境。在這樣的天地裏，在那樣的時代裏，信仰是唯一的出路。對於在痛苦中忍耐，失去了現實幻想的哲合忍耶回民來說，宗教成為了安慰他們焦渴心靈的唯一慰藉，信仰追求是安身立命最重要的保障，宗教和生活在這裏水乳難分。由於哲合忍耶的產生，使得窮人的心有了掩護。他們變得尊嚴了，枯幹的心裏滲進了濕潤的安慰。而對於封建統治階級來說，哲合忍耶的產生，無異於異端邪說，他們不能容忍異端的存在，不能允許底層賤民也要爭取心靈自由的行為，於是，大規模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開始了。在強大的難以抗衡的壓力麵前，這些哲合忍耶的窮苦回民，隻能選擇死的道路。既然現實的苦難難以解除，莫如“讓心先自由，讓心靈痊愈，讓心靈呼吸喘息，讓心靈先去天國——舍了這受苦人的身子給這坑人的世道，讓心沾一沾主的雨露吧”，於是他們打得綠旗染紅了，“血脖子教”成為了哲合忍耶的別稱。這險惡的生存環境，這種苦難的民族命運和悲壯的鬥爭，我們不僅在中國回民身上會看到，而且可以在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受壓迫民族身上也會看到。這樣，作品通過哲合忍耶教史的描寫，不但深刻地揭示了人類宗教產生、發展的曆史本原，而且濃縮地反映了在那過去了的漫漫長夜中，世界上受壓迫民族精神與肉體的痛苦，他們悲慘的生活生存狀態以及受曆史局限不可避免地失敗的鬥爭，具有普遍的認識意義。
其次，作家貫穿全篇並統攝他創作的中心思想，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人道主義的思想和人民性的光芒。人道主義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而是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前勞動人民的鬥爭武器，特別是在那黑暗的封建社會裏，它是勞動人民唯一的心靈追求目標。《心靈史》用人民性的觀點統攝、處理曆史素材，在描述民族曆史、刻畫民族英雄人物和底層勞動群眾時，通篇滲透著人道主義的思想，處處閃爍著人性、人心、信仰和理想的光輝。作品令人信服地描寫了哲合忍耶的導師和民眾，他們為了爭取信仰和心靈的自由，一種人心的追求造成了一種凜然的人道精神，造成了一種如一片岩石森林般的人民。他們代代犧牲，前仆後繼，為的是尋求公道，追求一種人道主義的精神。雖然，由於回族全民信教的曆史，由於宗教與民族生活的聯係，作品著重表現的是中國伊斯蘭教哲合忍耶教派的曆史，作品中也有大段涉及伊斯蘭教的描寫。但是，作品所表現出的思想內容，並不僅僅局限於宗教，因為，張承誌是一個理想主義的作家，他的幾乎每一部作品都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的色彩。《心靈史》也是這樣。他通過中國回民的曆史，特別是哲合忍耶的曆史，表現的仍然是人類苦苦追求的難以實現的絕望的理想。正如張承誌強調指出的：“不，不應該認為我描寫的隻是宗教。我一直描寫的都隻是你們一直追求的理想。是的，就是理想、希望、追求——這些被世界冷落而被我們熱愛的東西。我還將正式描寫我終於找到的人道主義；你們會在讀完後發現，這種人道主義要遠比中國那些知識階級廉價拍賣的貨真價實。”並強調說：“但是你們應當作證，這裏毫無狹隘。這裏含有人、做人、人的境遇、人的心靈世界和包圍人的社會、人性和人道。這裏有一片會使你感動的、人的光輝。”統觀整部作品，我們可以發現，他是較好地貫徹了這一思想的。盡管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人道主義有時則屬於宗教人道主義的範疇，但是，由於宗教與被壓迫生靈的曆史聯係，由於過去時代回族群眾的思想狀況，這已經是當時回族群眾所能達到的最高思想了。這是不能苛責作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