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作家通過這部作品所要達到的目的，不是偏執地宣泄，而是促進人類間的溝通和互相理解。人類社會的各民族生活在不同地域和文化圈內，由於地理的、文化的和曆史的原因。難免會產生種種的隔膜和誤解。特別是過去，由於西方文化中心論和大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一些人對於少數民族缺乏深刻的了解，甚至造成了種種敵視和對抗，因而，如何推動各民族間的對話，促進互相間的理解，攜手走向美好的未來，這是人類所麵臨的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張承誌寫《心靈史》的動機，正是基於這樣的情況，以圖消除人們對於“穿戴語言都和漢民毫無區別，卻古怪地不吃豬肉”的中國回民特別是哲合忍耶這個神秘主義教派的不正確看法，促進人們對於他們的理解。為此，他真實而形象地寫出了哲合忍耶的曆史，生動而真實地披露了這些貧苦回民的精神世界，並熱切地呼籲：“我和哲合忍耶幾十萬民眾等待著你們。我們把真正的期望寄托給你們——漢族人、猶太人、一切珍視心靈的人。發掘出被磨鈍的感性，回憶起消逝了的神秘瞬間，正視著你們經常說到的愛心和人道——理解我們吧。”這既真實地反映了哲合忍耶穆斯林的心聲，中國回民的心聲，也代表了世界上一切弱小民族的心聲、人類各個民族共同的願望和要求，從而使其既具有民族性的意義，又具有世界性的意義，表現了作家民族情結與人類情結的高度統一。
三
《心靈史》之所以能達到民族情結與人類情結的統一，作家張承誌主要采用了以下的創作方法。
一是既要深入到民族生活之內，又要跳出民族生活之外。在當代少數民族青年作家中，甚至包括整個中國當代青年作家之內，恐怕沒有誰能夠像張承誌那樣懷著對於自己的民族、民族的文化深厚的感情，不畏千難萬險，跨越重重阻礙，全身心地投入回族人民的懷抱之中，虔誠而孜孜以求，有時甚至是謙卑地向自己民族的人民學習，鑽研、熟悉自己民族的曆史、民族的生活現狀和民族的文化的。為了真正深入民族的生活之中，掌握開啟厚重心扉的鑰匙，這位已卓有成就的首都作家、青年學者，竟能以一身地道的西北回民的打扮，在西海固的深山裏進行了“脫胎換骨般的改變”。如若沒有這樣的毅力、這樣的精神、這樣的態度，他是不可能深入到回族群眾的心靈之中，掌握從未向教外人公開的機密，收集起寫作《心靈史》的足夠素材的。但是，張承誌又沒有局限於民族生活之內。青年學者的曆史眼光和知識功底，知名作家的洞察生活、理解生活、表現生活的能力，豐富的人生閱曆，使他在寫作《心靈史》時又能跳出於民族之外，用人類的智慧和靈光審視民族的曆史和現實，用新思想的光芒照亮民族的傳統文化，從而“激活”了民族的曆史，“激活”了民族的傳統文化，使其作品放射出了深邃的思想之光，蘊涵著睿智的哲理情趣，從而超越了狹隘，超越了局限，能夠給人以深刻的啟迪。
二是正確地處理“為人民”與“為民族”之間的關係。張承誌早在1978年就在中國文壇響亮地喊出了“為人民”的口號，他的文學創作也一直是遵循這一口號的。但是，在《心靈史》的“前言”中，他又鄭重地宣告：“——我舉意，這是最初的也是最終的乜貼：做一支哲合忍耶的筆，寫一本他們會不顧死活保護的書！”在這裏，作家將“為民族”與“為人民”結合了起來，這是具有一定道理的。因為我們知道，人民，從來不是一個抽象的、空泛的概念，它是由具體階級、具體民眾組成的。哲合忍耶作為中國伊斯蘭教的一個教派，在當時它是“窮人宗教”，是中國回民的代表。這一點，從清末西北回民大起義中哲合忍耶成為義軍的中心，其導師成為義軍的領袖上就看得很清楚。而在這時，中國窮苦回民與各民族窮苦的弟兄們是共處於一個社會階層之中，共屬於一個利益集團的。西北回民的大起義與太平天國的農民革命、西南苗族人民的起義，共同彙成了中國反抗封建統治的民主浪潮。因此，哲合忍耶穆斯林他們本身既是人民的一部分，又是人民的下層代表。作家寫出了他們的民族精神，就是寫出了中國人民的民族精神，作家為他們服務，就是為人民服務。正是基於這一認識，作家寫完《心靈史》後，不無自豪地說：“對於我在1978年童言無忌地喊出的口號——那倍受人嘲笑的‘為人民’三個字，我已經能夠無愧地說：我完美了它。這是對你們的一個約束，如今我踐約了，沒有失信。”這是實事求是、公允客觀的。
三是媚俗和創新的關係。媚俗，是藝術上匠心的表現，它反映了作家的創作惰性，造成了作品的平庸，是藝術創造的大敵。張承誌是一個具有強烈獨創性的作家。他的獨創性，不僅表現在他對同輩少數民族作家的超越上，而且表現在他對自身的不斷超越上。在表現內容上，當他已在描寫草原上達到了很高成就後，轉向描寫回族生活，而當一係列反映回族生活的作品以其新鮮的內容和較高的藝術性引起文壇注目後，他幾乎還沒有來得及領略成功的喜悅，便轉向了描寫“聖的空間”宗教生活了。在創作風格上，當他以具有濃烈抒情性的創作在文壇上樹立起了自己的個性特征後，便揮灑自如地在作品中大幅地塗抹著自己的感情色彩，不久，他又轉向了詩化的象征寫意小說，這類具有“美文”性質的小說，曾一度被評論界認為是文學性很高的典範。可是，在《心靈史》中，他又一掃舊時容顏，采用反傳統、非文學化的形式，寫出了既是民族著作，又是曆史著作，也像哲學著作，但歸根結底是文學作品的這部長篇小說，從而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這不僅反映了作家切入生活，挖掘民族傳統文化，表現人類先進思想內涵的深度，也說明了他在藝術形式、藝術風格上新的追求。從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可喜的探索，它表明了中國少數民族作家的創新精神和積極參與世界文學對話的努力。從這一點上來說，我認為，《心靈史》的出版不僅標誌著中國回族文學的一個新起點，而且標誌著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一個新的起點！
寫於1991年8月，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載《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五十年經典文庫·理論評論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