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連義，當代回族作家，回回名穆罕默德·達魯德·哈魯，曾用筆名哈魯。1938年出生於河北省香河縣香椿營。他出生的時候，正是日寇鐵蹄蹂躪下的不幸年代，一記事，便懂得了“野蠻統治文明的痛苦，罪惡欺壓良善的悲憤”。解放後，他作為村裏有史以來的第一代中學生，踏進縣城開始了豐富多彩的學習生活。就在這時，他已“悄悄地、如醉如癡地愛上了文學與藝術這對雙生姊妹了”（以上均為馬連義語）。1959年，他同時考入了中央戲劇學院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工團話劇表演演員訓練班，結果他選擇了後者，結業後留團任演員。從此，他雖然投身於藝術的懷抱，但仍沒有忘掉自己摯愛的文學。這時，他的創作以歌詞、曲藝、詩歌和戲劇為主。其中，獨幕話劇《偏見》《對手之間》分別獲全軍業餘創作一等獎、北京軍區小戲調演二等獎。社會主義新時期以來，他主要致力於小說創作，先後發表了許多有影響的中短篇小說，結集為《人間自有真情在》，由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馬連義是一位熱愛祖國，富於理想，對自己的家鄉、自己的民族、自己的職業有著深厚感情的回族小說家。他的小說創作，主要表現的是兩類題材，一是他的家鄉，一是他所從事的職業。在這些作品中，無論是曆史悠久、有著古老傳說的回鄉村落，還是喧騰繁華、充滿時代氣息的農貿集市，或者是聚光燈下、紅氍毹上的藝術世界，都飽含著他熱烈的感情、深沉的摯愛。因此，他的第一部小說集以《人間自有真情在》為名，就不是偶然的了，其中蘊含著他赤子的真情。正如他在其“後記”中所述的：“我愛我的祖國，愛我的民族，也愛我的故鄉。雖說我已參軍、入黨、服務部隊多年了，但想起華北大平原上那座生我養我、送我入伍的回族聚居的小村莊，我的心就湧起激動的浪花，那裏有我的父母伯叔、兄弟姊妹，有我的故友親朋、鄉親父老，有我熟悉的山山水水、藍天白雲……有我的一切一切！我在故鄉的懷抱，故鄉在我心裏。迄今，我創作的反映回族生活的所有作品，每每都是故鄉真實生活的寫照，我筆下的人物（除名字虛構外）均確有其人……今後我將伴隨故鄉雄健的前進步伐，努力寫出更新更美的篇章，以此塑造出我們回族人在黨的領導下，銳意進取，百折不撓的平凡而偉大的時代形象。當然，我還將繼續寫些我所熟知的梨園生活作品，那裏同樣有我的愛。”
馬連義的這種感情不是空洞、抽象的，也不單純表現為對家鄉自然景觀的喜愛和對自己職業選擇的滿意上，它集中反映在他對家鄉人民和自己的同誌的那種美好的心靈、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真誠的人際關係的揭示和禮讚上。如《嘎人軼事》和《影壇姐妹》。
《嘎人軼事》中的沙嘎是一個詼諧、幽默、直腸快嘴的回族青年。如果說，在農村困難時期，他占人家嘴頭上的便宜，讓金芳的孩子叫他一聲爹而送他一身新衣還帶有些玩笑色彩的話，那麼，他對癱姑娘秀梅的愛，則是真摯而深沉的。秀梅是十年前文藝宣傳隊的“活鐵梅”，酷愛平戲的沙嘎早就暗暗地愛上她了。但她卻另有所愛。不幸，秀梅因交通事故而癱瘓，戀人無情離去，使她喪失了生活的信心。但沙嘎仍一如既往地愛著她。他覺得，這不僅是一個男人對一個心目中女人的追求，更重要的是在承擔一種社會責任，使她能夠得到應該得到的幸福。盡管，人們認為這是多麼的不可思議，多麼的不般配，秀梅也因負疚和自卑而再次拒絕了他，但在他真誠的努力和火熱的感情麵前，秀梅這個瀕臨絕境的人，終於啟開了久閉的心扉，鼓起了生活的勇氣，兩人幸福地結合了。正是這樣，小說通過嘎人的“軼事”，生動地表現了新時代的道德和人情美，形象地反映了回族人民忠貞不渝的感情和熱心助人的美好風範。
《影壇姐妹》是表現作家所從事的梨園生活的。漢族姑娘宋愛婷，端莊文靜，本是電影《金英傳》女主角金英的預定人選。但當她發現回族姑娘哈小敏更接近金英的氣質，便毅然犧牲了自己成名的機會，將角色讓給了哈小敏。活潑、直爽的哈小敏見自己敬愛的宋姐被取消了演主角的機會，也寧願退出攝製組，而不讓宋姐的利益受到損害。麵對這種情況，胸懷大局、摯愛藝術的宋愛婷頂著別人的誤解和閑言，主動找哈小敏做工作，幫她提高藝術表演能力，表現出了一種高尚的職業道德和美好的人際關係。
這種美好的心靈和高尚的情操，在馬連義的其他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粽子攤前，洋溢著民族傳統的美德（《粽子攤前》）；市場內外，牽連著善良人的喜怒（《善良人的喜怒》）；軍營深處，傳唱著老戰士的頌歌（《軍營深處》）；銀幕上下，表現出了高尚的職業道德（《希望之光》）……從而使馬連義的小說具有一種強烈的理想主義的色彩。
這種理想主義的色彩，首先是作者所屬的民族傳統道德的反映。回族人民是一個追求美與善的民族。回族人民信奉的伊斯蘭教認為：安拉（真主）有99個形容詞，這些詞是善、美、秩序、偉大、完成等，總稱為“名稱或屬性”或“美的名字”。安拉正是通過這些名稱與屬性和人類交往的。《古蘭經》宣稱，安拉將一切被造物造得盡善盡美，並授予人類一個美好的形象，人類要積善行德，才能報答安拉，那存在於善美之根源的安拉，才是人類的歸宿。伊斯蘭教的這種思想，長期影響並主導著回族人民的道德觀念，經過長久的生產和社會交往，積澱於回族人民的集體潛意識之中，形成他們的傳統美德，養育著他們對美與善進行著不懈追求。馬連義的故鄉，是華北大平原上一個“執著而不輟，舍命而不渝”的恪守民族風俗習慣的回族村落，馬連義從小生活在故鄉，深深地熱愛著自己的故鄉和民族，故鄉人民的善與美的精神風尚，自然便反映到了他的作品之中。
當然，在表現回族人民傳統美德的同時，馬連義又加進了新的理想觀念。這一方麵是新的時期、新的社會思想對回族人民影響的結果，另一方麵也是作者本人長期在革命隊伍服役，深受革命理想教育，具有明確理想追求的結果。因此，馬連義筆下的人物，既帶有民族傳統道德不可抹去的印痕，又具有新時代的鮮明特征，帶有一種明顯理想主義的傾向，這不能不是作者主觀感情的流露。這雖使他的作品主題有時失之於單薄，但比起那些以挖掘、表現“民族劣根性”為目的的作品來說，卻有著更強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