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步入回族作家馬治中的小說世界時，會感到有一股濃鬱的民族生活氣息撲麵而來。
那別開生麵、饒有情趣的下“方”比賽（《“方”迷新傳》），那穿濤劈浪、曆盡滄桑的羊皮筏子（《黃河之神》），那山村姑娘優美而迷人的“花兒”（《在那荒僻的山溝裏》），那神聖虔誠、滿懷熱望的麥收開鐮儀式（《搶黃》），都似一首首流動的詩，一幅幅飄動的畫，給我們以新鮮的感受和美的陶醉。
確實，自發表《帶班組長》馬治中開始小說創作以來，他滿懷著對於自己民族的熱愛，以獨特的民族審美眼光，著力捕捉民族生活中的美好層麵，動人地描寫了回族人民淳樸、迷人的鄉情民俗，熱情地歌頌了他們那美好的生活情態，從而給人一種特殊的藝術魅力。
例如，他的《西域回回》。作品一開始，就繪聲繪色地描寫了龍河鎮上“西域回回”藍生祥賣羊雜碎的吆喝聲：
哎——吃來！現宰現燴的壯羊雜碎！碗大湯寬舀得稠喲，滿碗轉圈的辣子油！哎——吃來！經濟實惠，味道可口，五毛一碗，外帶賒欠吔——
這一聲吆喝，先聲奪人。作品運用富於地方色彩的語言，不僅將寧夏回民特有的風味小吃羊雜碎介紹得香氣誘人，而且也使那個體格健壯、性格豪爽的“西域回回”的形象躍然紙上，使我們形象地了解到了回族人民的飲食、文化以及民族心理，從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由於目前有一些人對於回族的習俗、文化還不甚了解，由於我們的文藝作品表現回族人民美好風情的尚不是很多，因而，馬治中作品中的這種表現，就是難能可貴的，它有助於我們加深對於回族人民的了解和熱愛。
民族作家表現民族生活的美好風情，這是文學民族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少數民族作家應盡的責任。然而，如果把文學的民族性僅僅理解為對於某一民族、某一國家和地區的風俗、習慣、特色的忠實描繪的話，那麼，這種民族性是不夠的，它僅僅是“真正藝術作品的必備條件”。表現民族風情必須同民族的社會生活結合起來，特別是同時代的節奏和精神結合起來，這樣才能達到文學民族化的更高要求，才能創作出更真實、深刻的文學作品。
曾經有過這樣的觀點，認為文學的民族特點與時代特點是分離的，甚至是對立的，這是不對的。文學的民族特點與時代特點是互相聯係、互相滲透、互相促進的。隻有通過富於色彩的民族生活內容，才能更真實、更生動地展示出鮮明的時代特征和時代精神來；隻有通過時代的精神、印痕和基本特征，才能更形象、更具體、更深刻地反映出民族社會生活的基本風貌和發展動向來。馬治中的作品就是既有民族特點，又有時代特點，並且將這兩者較好地結合起來的。他的《西域回回》，生動地反映了商品經濟大潮衝擊下回族人民傳統的經濟生活和思想觀念的變化。他的《背鍋媳婦》，形象地描繪了黨的農村經濟政策放活後，回族人民生活的提高和精神境界的升華。他的《三代人》則深刻地提出了當前民族生活中需要引起人們注意的一個重大問題。這個作品表現的是：在一個三代同堂的家庭裏，爺爺蘇萬才篤信伊斯蘭教，不僅一次就捐款200元蓋清真寺，而且要讓孫子木撒退學念經。兒子蘇盼明和老爹有著同樣虔誠的宗教信仰，但他更看重現實，關心的主要是如何種好地裏的莊稼。孫子木撒雖然十分敬愛爺爺，尊重爺爺和父親的信仰，但他更向往著新的知識和新的生活天地，堅持不願意退學。正當他們為不同的生活觀念而衝突不下的時候，蘇盼明卻發現眼下急用的化肥提單不見了。在一家人著急萬分的時候，蘇萬才想起來了，是自己不識字，將它作為無用的紙片燒了。他雖極度懊悔，但已無濟於事。恰在這時，木撒想起老師講過，發票有好幾聯，便到供銷社查出了存根，並到大隊寫了證明，補上了手續。眼前的事實深刻地教育了蘇萬才，使他明白了有文化的好處，痛感到再也不能讓孫子走自己的老路，過自己過的那種日子了。這樣，作品通過一家三代人生活道路和思想觀念的衝突，不僅形象地提出了發展民族教育這樣一個重大問題，而且深刻地揭示出了新的時代回族人民生活、思想觀念的變化與進步，從而給人以深刻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