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下翻閱《紅樓夢》，無意中翻到這樣一段：大觀園造好後，賈政率領一幫清客去察看，一開門，“隻見一帶翠障擋在麵前。眾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園來所有之景悉入目中，更有何趣？’眾人都道：‘極是。非胸中大有丘壑，焉能想到這裏。’”看到這，掩卷細思，覺得這些話雖出自賈政之口，卻可以說是反映了曹雪芹的美學思想。
凡到過江南園林的人，都盛讚它的美，為什麼呢？因為它玲瓏、俊美，講究含蓄，常給人以“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我們文藝創作也應這樣，講究藝術構思，充分揭示出事物的複雜性、人物性格的豐富性，不能平鋪直敘、一覽無餘。
我國古典名著《紅樓夢》在刻畫人物方麵，就有這樣的特長。它像一個高明的魔術師變戲法時不急著把“底”透給觀眾一樣，也不急著露出人物的真實麵目，當你一進入作品，它便從各方麵伸出無數形象的觸角來，把你吸住，然後逐漸把你引到它所要達到的地方去。例如賈母，這個封建末世社會縮影賈府的最高統治者，一般人剛一打開書本，誰不認為她是“慈愛可親”的“老祖宗”呢？她在書中第一次出現，是在黛玉初進賈府的時候，她一見黛玉，未等黛玉下拜，便一把將黛玉“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著大哭起來”，並對黛玉“百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多麼的“疼愛兒孫”啊。但隨著黛玉的叛逆性格的不斷顯露，她也逐漸撕開了籠罩在自己臉上的那層溫情脈脈的麵紗，露出其凶殘麵目。她對黛玉的“心病”雖然早已“猜著了八九”，也明知一旦斷送了黛玉的“想頭”，就會“弄壞了她”，但仍殘酷地扼殺了黛玉與寶玉的愛情，逼得黛玉口吐鮮血，奄奄一息。而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天天三四趟去告訴賈母，“幾天竟連一個人問的也沒有”。作者就是這樣，不特意點出賈母的壞，卻先寫她的“好”，最後讓她以她自己的行動證明她的壞。正是通過這種方法，刻畫出了賈母的真麵目。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評這種寫法為“峰巒全露，又用煙雲截斷”，是“欲擒故縱”法。其實，這正是恩格斯所告訴我們的：“我認為傾向應當從場麵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特別把它指點出來”“作者的見解愈隱蔽，對藝術作品來說就越好”的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
我們應該學習這種手法，使自己的作品像橄欖那樣，經得起咀嚼，讀起來餘香滿口，回味無窮，這樣才能為廣大讀者所喜聞樂見。
賈政所說的大觀園的這種布局，也是符合藝術辯證法的。修園子的目的是叫人看，但在園子門口又用一座山擋住，使你一下子不能窮其奧妙，這種欲露未露、對立統一的狀況就會更加強烈地調動起你遊覽的興趣。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對立統一的，都是矛盾的雙方共處於一個統一體內組成的。文藝創作的客觀規律也是這樣。無數事實已經表明，在人們的生活中，再沒有比那種欲決未決、欲露未露著的矛盾的事物更引人關心的了。文藝創作隻有揭示了事物的矛盾狀況，揭示了人物心理或行為的矛盾狀況，才會更強烈地引起讀者對事物的發展結局、對人物命運的關心。如果我們一開頭就知道了事情的結局和命運，“還有甚趣”！
有時候，一些有才能的藝術家，為了揭示某一事物，偏偏要強調與其對立的因素。王夫之就說過：“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則倍增其哀樂。”我們看魯迅的《祝福》，對於祥林嫂死時那“畢畢剝剝”放得正歡的鞭炮，都印象很深吧。魯迅正是用這種強烈的對比方法，向把祥林嫂逼死的那個把富人的天堂建築在窮人的白骨上的社會提出了更強烈的控訴。
因此，文藝創作隻有遵循了這種辯證法的規律，才能符合生活的邏輯，才能使作品更加真實可信。再拿人物形象的塑造來說吧，在生活中，人們的性格是十分生動、十分豐富的，不會是那麼簡單的。更何況，生在階級社會，作為“一切社會關係總和”的人，還往往有著外貌與內心、表現與本質之間的矛盾。因此，我們對人物的刻畫，絕不能是簡單化、公式化、概念化的，應在表現出他們的階級的共性的前提下，著重刻畫他們獨特的、為人意想不到的個性特征。這樣，才會縮短與生活的距離。
載《通俗文藝家》198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