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是紅蜻蜓創業10周年的日子。在這個特殊的曆史時刻，我真可謂是思緒萬千，但我想得最多的問題是什麼呢？既不是創業的艱辛，也不是對未來的豪情壯誌，而是反複問自己一個問題——到底，做什麼是我最開心的？最終，我發現自己還是做皮鞋最開心。雖然，我們現在也投資房產、銀行、學校，但這些隻與資本發生關係，並沒有參與太多的情感；而做皮鞋，是我帶著童年的夢想、情結走過來的。
“專業化還是多元化，二者該如何選擇，沒有統一的公式。但我覺得，作為企業家，你得搞清楚，你對什麼更有感情？是對錢有感情還是對品牌更有感情？我認為，皮鞋這個行業、這個產品很適合我做，因為著裝商品是需要消費者認可的，它需要講更多的品牌效應，要有更多的品牌魅力。而我，雖然是一個商人，但我更願意是一個拉近文化與商品之間距離的商人。所以，我適合做品牌，尤其適合做皮鞋品牌。而其他的隻是一種投資，不是作為企業來做。”
錢金波不慌不忙的描述，讓人感受到了他的理性。
做企業就要不斷創新，不斷接觸新事物，任何事情都沒什麼好怕的，但前提是要先了解對方，對它有足夠的認識。不管是在創業的時候，還是在企業發展的時候，溫州人總是在不斷地思考著自己應該做什麼，不斷地尋找著更加適合自己的機會。結果，他們在一次又一次的選擇中前進。
溫州人語錄：
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現在大連有些商業地產項目的失敗。原因在於他們不清楚自己的定位，不知道自己想幹什麼。
——大連百年城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吳雲前
4.時常關注政策的動向
致富思維：
窮人：走在政策的前麵，說說容易做起來難，萬一政策有所變化怎麼辦？
溫州人：如果你經常關注，了解政策的動向，就能夠及時地抓住政策的變化，走在政策的前麵。
2006年1月1日，新《公司法》正式實施，個人創業多了一條新途徑。當天，溫州市民王先生率先注冊辦理了工商營業執照，成立了全國第一家“一人公司”。截至2006年8月底，溫州的“一人公司”達到239家。
在政治經濟學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政治製約經濟的發展。如果你經常關注政治，了解政策的動向，就能夠及時抓住政策的變化，走在政策的前麵。
有人說，溫州人隻會做生意，事實上，溫州人更具有經營的頭腦，哪怕是辦學，溫州人也是用經營的頭腦在思考。
1999年下半年，溫州商人周星增與幾個朋友及溫州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共同投資3億元人民幣，要在浦東康橋開發區興辦上海建橋學院。
這是上海第一所由外地人投資興辦的民辦大學。學院占地438畝，規劃建築總麵積20萬平方米，招生總數為8000人。學院於1999年10月25日奠基，不到一年，第一期4萬多平方米的教學大樓主體工程和學生公寓、綜合服務樓等輔助配套工程就竣工了，並成功地進行了首屆招生，這在中國教育史上簡直是一個奇跡。
周星增1983年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在貴州工學院工作，後又被調回老家溫州大學任教。1992年，他辭職下海經商。1999年7月，他又決定棄商辦學，到上海辦一所大學。
當時，周星增並未獲得政府的許可，隻是與當地政府簽訂了一個意向書，便開始興建教學大樓。如此大膽的舉動讓許多人都感到很費解，但是，周星增卻有自己的想法。
周星增說，自己在工廠裏幹過，搞的是低壓電器。國家對低壓電器產品實行許可證管理，沒有許可證就不能生產，可是要取得許可證，又必須有生產做基礎，沒有生產，永遠也拿不到許可證。
於是，精明的周星增把這個理論運用到辦大學上去，先不問好辦不好辦，而是先買地、先基建、先蓋樓，把需要具備的幾個基本條件都準備得差不多了，然後再到上海市教委處去審批。
“若是不先搞辦學的必備條件，那就永遠也批準不了！”周星增說。
辦學必備條件有哪些？
一是一定的規模。周星增一下子就征用了200畝地，第一期工程建築的麵積就多達5萬平方米。
二是足夠的資金。周星增和南彙康橋開發區簽訂了投資2.5億元辦學的協議書，並馬上把500萬元打到上海市教委的專用賬戶，其他幾千萬元則投入到征地基建中。
三是優秀的校長。周星增聘請了剛退休的上海廣播電視大學校長、教育管理專家黃清雲。
當上海市委副書記龔學平聽說有個溫州人在上海辦大學時，感到有些吃驚，專門和市政府的幾個領導一起到現場考察。
龔學平問：“你沒等批準就動工，萬一市裏不批，這上億的投資可不是鬧著玩的。”
周星增答：“市裏不批，一定是哪些地方不符合標準，我堅決改正還不行嗎？我相信上海的領導還是通情達理的。”
龔學平問：“第一年準備招多少學生？”
周星增答：“1000人。”
龔學平笑道：“民辦大學第一年招生，中國沒有超過1000人的，上海沒有超過300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