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說：多算勝，少算則不勝。這裏所謂的“多算”，就是要超越不同環節的邊界，從不同環節的普遍聯係去組合行動、手段和資源，從而形成超限效果。
清代的曾國藩就是個很會“多算”的人。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曾經很佩服他。曾國藩修身和做事都主張要博采眾長、擇善而從。他身為儒生，卻又崇尚老莊，對西方之長也不排拒，他創設機器製造局、刊刻西方科技書刊、派遣幼童出國等新政也就成了汲取西方之長的必要措施。
在居官準則方麵，曾國藩常以勤廉自勉。為求不致處處製肘、動輒得咎。在朝野上下賄賂公行的情況下，曾國藩也未能免俗，要一次又一次動用公款給各方送“別敬”、“炭敬”、“部費”、“程儀”等。雖然如此，他認為“多欲如好衣、好食、好聲色、好書畫古玩之類，皆可浪費破家。”他對其弟曾國荃的貪婪行徑有所批評，而對子女則更嚴加管教。
在領軍打仗方麵，他也能做到“多算”，為保護和激勵士氣。他把維護部隊的團結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一再教育部將：“湘軍所以無敵者，全賴彼此相救。雖平日積怨深仇，臨陣仍彼此照顧；雖上午口角參商，下午仍彼此救援。”他重視將政治、軍事上的各項要求灌輸到部隊中去。對將領和僚屬，他不輕下命令，而寧願以師友的熱腸，頻頻囑咐和商討或撰成格言戒語勸勉；而對下級兵勇，他則編就明確、易懂的歌謠和營規，令他們傳唱和遵守。在采用西式武器問題上，曾國藩把人看作決定性因素，他說：“炸彈輪船雖利，然軍中製勝究在人而不在器。”與此相關聯，他一貫強調部隊要嚴格管理和訓練，這是湘軍戰鬥力較強的重要原因。
從孫子到戚繼光的軍事著作以及史傳所記的重要戰役，曾國藩都曾考察研究。特別是對相隔較近的戚氏，從湘軍組建之初便借鑒良多。但他又能從自己的經驗中深知不能迷信書本和前人。他主張一切從實際出發，“考究實事，多思多算。”為了貫徹這一實事求是的態度，他認為必須十分重視有實際作戰經驗的將領的意見，在他們中間實行軍事民主。
曾國藩用兵，以謹慎著稱，時人甚至病之為“儒緩”，即染上了儒家保守性的毛病。但是他用兵也包含著合理因素。《孫子兵法》中強調說：“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但在戰略上，而且在行軍、紮營、接仗等各個環節，他都力戒冒險之戰，不打無把握之仗。
他要求凡事應從大處著眼，小處下手，不留漏洞。在算計中，如發現沒有把握，他主張寧可不打，以求先立於不敗之地。他甚至把“打仗要打個穩字”定為營規，一再“教諸將平日要走得快，臨陣要打得穩”。但這並不等於不求變化。相反他一再提醒說戰無常法，抄襲過往的戰例往往誤事。“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一區而別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
正因為曾國藩能“多思多算”，他才取得了令人稱異的成就，不管在為官、從政、用人、交友，還是在治國、軍事等方麵，他都有很多的過人之處，以至後世許多人研究他。其實他的過人之處總結起來隻有一點，即在考慮到各種各樣的因素下，做到“多思多算”，擇其善者而從之，才成就了他的事業和英名。
全麵思考，多方籌謀，多算才多勝
很多人在做某些事情時，往往都失於計算。這正是大多數人經常失敗的重要原因。
這裏的“算”是指籌劃比較，意思是要讓我們詳細謀算，多方考慮。在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中，談機謀計算的書很多。光是曆史中如張良、諸葛亮、劉伯溫等如何運籌帷幄，籌劃計算等等就有很多種。但不管機謀有多麼神奇，我們關鍵還是要有“多算”的意識，頭腦不能僵化，而能做到“多算”，也是進行萬事看大的一個重要實施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