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世界，美國要麵對的是與各國“平起平坐”的局麵。但這個曾經的世界超強國家在優勢上依然表現得非常突出。尤其是在新興行業和高門檻行業中，美國表現出得天獨厚的優勢。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媒體自然而然地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事實上，從傳媒業誕生到今天，它一直是美國人的驕傲。在自由竟爭時代，美國媒體成為美國經濟的招牌，在壟斷寡頭時代，美國媒體不斷地為自己的政治“保駕護航”。在“美國霸權理想”中，美國媒體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就像美國政界高層所說的，“媒體宣傳是美國武力威力之外的另一個大棒武器”。從曆史看來，在美國未來形勢越是危急的情況下，美國媒體的力量和影響力就會越擴大，並最終成為國家所依賴一支重要鬥爭力量。
“911事件”之後，美國經曆了它曆史上最慘痛一次社會動蕩。在這種情況下。像《華盛頓郵報》這樣的美國主流媒體開始煽動國民熱情，以“愛國主義”為基點，讓民眾在政治上堅決支持美國政府發動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就伊拉克戰爭來說，這是美國政府“升格化”的反恐戰爭。說明白點，就是脫離於反恐層麵的戰爭。這完全是美國各利益集團互相作用的最終結果。為此，《華盛頓郵報》在國內國際兩方麵對政府的軍事政策進行“剖析”。在國內打勝輿論戰之後，美國終於打響伊拉克戰爭。在戰爭中，除了美國軍方之外，還有一個最緊張的群體，那就是美國新聞工作者。
在《華盛頓郵報》這裏，它大量刊載與政府一致的高調文章，並以政府的視角對民眾進行誤導。在伊拉克大規模空襲和薩達姆政權被徹底推翻之後，美國並沒有在伊拉克發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還沒有找到薩達姆與基地組織有必然聯係的線索。於是在國會和民眾的強烈質問中。《華盛頓郵報》等美國主流媒體開始意識到，自己違背事實的報道已經袒露於世。在重重壓力之下，以《華盛頓郵報》為代表的媒體機構隻能站出來表示悔過。
2004年8月中旬，《華盛頓郵報》在頭版發表了該報著名記者、傳媒評論員霍華德-庫爾茨發表的長達3000字的評論文章。該文章對《華盛頓郵報》在伊拉克戰爭爆發之前該報管理層篩選文章的詳細內幕。在原則上深刻地反思了《華盛頓郵報》在伊戰爆發之前為政府充當“排頭兵”，並誤導民眾的做法。就像一位《華盛頓郵報》的高管所說的，美國對伊拉克戰爭的理由的確站不住腳，但報紙高層對那樣的文章並不感興趣。庫爾茨在文章中披露說，就在伊拉克戰爭打響的前幾天，《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沃特-匹克斯寫了一篇文章，質疑布什政府有關薩達姆政權隱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文章邏輯清晰，極具說服力，但發表時卻受到來自報社高層的阻力。後來在該報總編輯助理、因捅出“水門事件”而名聲大噪的鮑勃-伍德沃德的幫助下，這篇文章才勉強於3月18日在第十七版發表，標題是《質疑伊拉克與“基地”組織有關的說法，但布什固執己見》。
在伊拉克戰爭陰謀論被定性之後，匹克斯非常惋惜地對公眾表示：“如果不是伍德沃德，我那篇文章根本就見不了天日。”麵對匹克斯的懊悔之辭，伍德沃德也自責地表示，沒有讓匹克斯的文章發表在頭版，實在讓自己職業良心受到質疑。他在接受庫爾茨的采訪時說，“我真的很怪自己，當時要是再多使一把勁，直接跟總編輯唐尼交涉，那篇文章就可能被用到頭版。”伍德沃德坦承：“我們在履行職責，但我們做得很不夠。我們應該告訴讀者，我們已經掌握了伊戰的開戰理由根本站不住腳的證據。那些質疑開戰理由的文章應該多多出現在我們的頭版！”
匹克斯的文章沒有被發表在當時隻是一個縮影。因為在《華盛頓郵報》企圖進行公正的、更真實的報道的記者還有很多。當他們有理有據的“反戰文章”被拿到主管編輯手中時，他們往往是不屑一顧。因為報社當時需要的是有利於政府、有利於開戰的新聞報道。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優等，而且觀點精辟的文章一再受到“冷遇”。就算是命運好一點的，也隻能像匹克斯的文章一樣，被擱置在非常非常不顯眼的“偏僻版麵”。為此，一些有遠見的記者曾多次向主管編輯提議，要在輿論上保持報社的中立，他們應該報道一些更有參考價值的新聞事件的另一麵。但是，這種抗爭總是無功而返。用官吏們的話說就是“報紙高層當時對那樣的文章不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