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隊長土生土長，參軍、複員後做隊長也有五六年了，早就把農民兄弟的淳樸和善良磨了個精光。他長得古裏古怪，還一天到晚拉著又黑又長的臉，好像別人都欠他的錢，一雙貓頭鷹似的眼睛，直愣愣地看著人，隨時要發現階級鬥爭的新動向。知青中有好鬥打架、自稱天不怕地不怕的，但都不敢得罪程隊長。他掌握著本隊知青的戶口和檔案。
“二噸半”是個胖姑娘，在吃得半飽的當時可是個稀有動物。說得一口悅耳的北方普通話，為人爽快，在男女關係上據說也是如此。父母顯然是軍隊上的，但肯定不得誌，說不定是林彪線上的人。
“二噸半”和程隊長的事在知青中繪聲繪色地擴散，結果，新鮮感和好奇心被滿足後，大家的心情變得更加沉重。出身“根紅苗正”，屁股上“沒尾巴”的人，關上門恨恨地罵兩聲。膽大的對著程隊長的老婆縱情高歌：革命軍人個個要牢記。膽小的隻好在心裏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大家沉重的心情就來自於這知情後而又沒處發泄的悲哀，誰也沒膽量告發大權在握的“黨的幹部”。農村經過“四清”、“文革”，領導班子受到一些衝擊，但總的來說，比城市穩定。誣蔑黨的幹部，是現行反革命罪，輕則開除，重則判刑。和他頂梁子，給小鞋穿，是便宜了你。黨的幹部是人民的公仆，永遠偉大、光榮、正確。他的需要，就是革命需要。於是，這故事就像空氣中回蕩了大半年的哀樂那樣縈繞心頭，揮之不去。
農場的日子很有規律，每天工作八小時，每周工作六天，一、三、五晚上政治學習兩小時，星期天休息。知青們不開夥，食堂裏大鍋煮菜，大桶淘米，五分錢一盤素菜，一毛錢一盤搭葷的素菜，一毛五分錢一盤葷菜。
星期天，洗衣服，洗澡。夏天，跳到水塘裏又遊泳又洗澡。春秋冬洗澡，總是成群結隊、男男女女一起走到湯泉鎮上，來回走二十裏路，連自行車都沒有。好處是洗的是免費的溫泉浴，特解乏。洗完即在小鎮上撮一頓，出了館子，再在地攤上順便買個好吃得一塌帶一抹的旺雞蛋。我常和其他幾人加入小蔣和小芳的行列。
做活的女人，此刻最美。平時幹活，長發礙事，總是紮起辮子盤在頭上，此刻，人如出水芙蓉，發似柔情萬種的柳枝，長長的、密密地披垂下來，迎風飄逸。再飽餐一頓，更是滿麵紅光。回來的路上要是能爬上個時速不到五公裏的手扶拖拉機，那比在城裏乘紅旗轎車還風光。
便車不是每次都有，常常是十裏路走下來，沒見一輛手扶拖拉機。或者是人家在坐滿了人的手扶拖拉機上向你招手。更糟糕的是爬錯了車。
有一次，我急猴猴地第一個爬上一輛手扶拖拉機，心裏還很得意，但覺味道有點不對，再回頭一看，同來的人，一個也沒有跟著我爬上來，還個個都捂著嘴，隻有小芳在招手叫我下去。我趕緊又跳下車，擦身而過的手扶拖拉機送來一股惡臭的巨浪，我差點兒被熏昏過去，定神再看，才知是運尿素的。身上、手上的濃烈的騷味，幾個星期都沒散盡。
周末吃飽喝足後，大家有時在一起“提壺”。我知道，“提壺”在八十年代的南京又有了新的含義。漢語的優越性在於語義隨環境和音調而產生特殊的意義。男知青站在山岡上扯著嗓門，“要學那泰山頂上一青鬆——”不由得不讓女知青打個冷戰。或者，男知青笑眯眯地看著女知青說：“奶奶，你聽我說。”這種流行的革命的句子，一下賦予了前所未有的新意。言歸正傳，在當時的知青中，“提壺”就是打撲克。因為小芳喜歡“提壺”，我也常混跡其中。不論吵吵嚷嚷，大聲吆喝地打，還是在一旁做小芳的參謀，我都不亦樂乎。
開春後的一個周末，吃飽喝足後，大家聚在山岡上。有男有女，空氣中自然就彌漫著曖昧，興得一頭核子又有文藝才能的人，開始即興表演（核，讀ｈｕ，指臉上的青春痘）。起先唱的歌都很“主流”，如八個樣板戲片段、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這些歌曲鏗鏘有力，和八十年代紅遍大江南北的港台靡靡之音有天壤之別。
小芳的二胡獨奏，是一曲知青不敢拉不敢唱的《苦菜花》，絲絲扣扣，如訴如泣，把眾人帶入了一個不同的境界。在小芳的帶動下，膽大的開始唱蘇聯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不知誰領頭唱起了《三套車》，立馬把大家唱得如癡如醉，情緒低落，兩眼發直，深感自己的前途和那匹百十年前的俄羅斯老馬沒什麼不同。
孤月昏暗，天幕低垂，夜漸深了，女知青都先回去睡覺了。走了女知青，大家唱歌的興頭也沒了，就轉為吹牛聊天。我和幾個男知青也悄悄地離開這是非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