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學跳舞和唱歌，跳過一種西藏長袖舞和帶翻跟頭動作的紅軍舞，唱的歌多為樣板戲，因嗓子不好老師隻讓我演刁德一。每次演出完能得到一包餅幹，那種餅幹我自己也經常買，兩角錢一包。我們也畫畫，大院報社的美編叔叔當著大家的麵一會兒就畫了一幅劉少奇的漫畫，之後加上的叉子好像用的是紅蠟筆。我羨慕極了，因為我畫半天也不像。我發覺畫畫是件令人激動的事，我的習作不斷出現在紙上、牆上、馬路上，有一次竟是在一個弱小男孩的外衣上。我善於使用彩色鉛筆和蠟筆，粉筆不好掌握，不鮮豔。
然而，每星期六別人被父母接回家時，我知道我在盼望什麼。
我曾偷著跑回家好幾次，但門永遠鎖著。隻有一次例外，那天，遠遠看到母親背著大行李卷剛進樓門，我興高采烈地一頭衝到家，卻招來一頓打，原因很簡單，我不能在父母不在家時“開小差”，因為我已經被“交給”幼兒園了。
在這之後，我跟母親去鄉下待了些日子。豬場在那個村子一角，養著數不清的豬。每天清晨當我睜開眼睛時，母親已經把豬飼料煮好，用那種直徑一米的鍋。母親拎起盛滿飼料的桶，招呼我一起去。我很喜歡看豬們津津有味的吃相。
村裏經常派人來起圈和送幹飼料。據母親後來講，喂豬是當時最輕的農活。有一次，母親和大隊獸醫把頭病豬治好了以後，憨厚的大隊書記才知道母親是大夫，派人從北京買來針灸針，請她做赤腳醫生。母親出身於中醫世家，但隻受過西醫教育。她想試著學。那個印有語錄的黑色皮夾裏有幾十支針，短的連柄四厘米，長的有十幾厘米。幾天後，就有婦女隊長願意在自己胳膊上試針。
母親在回北京之前的半年，成為了大隊專職赤腳醫生，不僅學會了針灸，還學會配中草藥和號脈推拿。我牙疼，怕門診部的鑽頭，母親一針虎口穴，頓時見效。鄉親們對母親非常尊重，總幫我家劈柴挑水，我惹了誰家孩子，這孩子回家反會挨打。以後許多年一旦有鄉親上京城，都會提一籃雞蛋先來我家。
一九七一年我上小學。小學在大院附近，報到時是被鄰居領去的。我們那時不叫年級，叫“連”，“一連”就是“一年級”。我被分到“一連二班”。我們的教室右上角有一個方盒子喇叭，每天聽數次廣播。音響效果不好，我過了兩個月才聽懂裏麵說的是什麼。課桌上擺一摞課本，最上麵放袖珍紅寶書，老師進來後，如果班長令“起立！”我們要迅速拿寶書按老師說的頁數翻開，念上一段，這都是六連大姐姐告訴的。我們認字不多，基本上是將寶書用右手貼至胸前，背誦口號。“要鬥私批修”和“要複課鬧革命”是我新學會的口號，雖然並不知道含義。
我們班很快有了“標兵”，是一個像貓一樣的女孩。她的最大優點是上課雙手背後，一動不動。“五好戰士”、“優秀紅小兵”和以後的“三好學生”與我無緣，我連哪“五好”也不知道。幾乎所有事情都和軍事有關，操練是每天的節目，喊口令很絕，普通話的不行，要那種“口令語”，稍息讀“燒洗”，立正讀“裏爭”，齊步走是“期補，揍”。我最喜歡報數，每次都有好玩的事情發生，每個人報出自己的數字時立即頭向左轉，下一個接著，數到十以後就難了，總錯，一片嬉笑。我沒出過錯，生來個小，隻喊“一”。小個子排第一是不符合軍事要求的，我多年後才發現。班上軍隊子弟多，有人還能惟妙惟肖地走段正步呢。我們不比誰爸的官階大，杠杠星星早沒了。我們願吹噓自己的爸爸打過仗站過崗，站崗其實很普通，但我們羨慕那端槍的神氣勁。順便提一下，我的所有玩具除了一台自製老吊外，都是“準軍事物資”：手槍、杆槍、衝鋒槍、紅纓槍，望遠鏡、坦克、軍艦，子彈殼和武裝帶都是真家夥，“軍事撲克”的大小王分別是司令和副司令。
第一個班主任田老師畢業於師範，很受我們歡迎，她生小孩後調走了。韓老師繼任，她是隨軍家屬，認字，也愛說，沒完沒了。韓老師說話很難懂，管“腳丫”叫“腳片兒”。讓我不能忘懷的是她總忘記留家庭作業，為我們省下不少工夫。她的拿手好戲是傳達重要消息，告訴我們林彪摔死了，但不許對外國人說(當時已有少許外國人到公園遊覽名勝)，讓我們都宣誓。“批林批孔”時，她改教唱歌，但她不會彈琴，屬於清唱那種。有一首歌的開頭是這樣的：“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壞東西，嘴上講仁義，肚裏藏詭計。鼓吹克己複禮，一心想複辟。
”她教一遍就有人能跟著哼，原因是歌曲本身沒旋律，念詞時帶點河北方言就齊活。她把“複辟”這個詞讀“複屁”，“和屁有關的能有什麼好事？”她的反問引起我們哈哈大笑。她指著窗外操場上推單輪車運煤渣的幹癟老頭說，他就想複屁。幹癟老頭原來是校長，“文革”被打倒後一直留校監督勞動，若工作態度不好，據韓老師說，學校就會讓他把煤渣運到垃圾堆以後再運回去，如此反複。可後來他又當了副校長，主管環境衛生。他的聲音出現在學校廣播裏，幾乎永遠是：“廁所堵塞了！”我們班有一個壞小子在副校長後麵用柳條趕他，被傳達室楊大爺扇了一耳光。楊大爺一直追到我們班瞪著眼睛喊：我工人階級誰都敢打，誰都不怕。韓老師一句話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