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老師有個發明，叫做“背對背揭發”，是“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變種，每月都做一遍。具體做法是：學生每人寫自己和別人的壞事和錯誤言行。“包括其他老師和我自己！”她強調。署自己名字後上交給她。韓老師在講課時經常能不點名地列舉誰的劣跡，並且堅定地說這壞家夥就在班內，順著老師的目光大家互相瞅著，做了壞事的孩子，如果誠懇一定會低頭和紅臉。也不知哪個狗東西把我七歲半曾在人家菜窖裏撒了泡尿的故事透露給韓老師，以至於以後誰說“菜窖”，大家就看我。
我學習不錯，算術、圖畫老師最喜歡我(我當過唯一的“班”級幹部是數學課代表)。我害怕看到韓老師嚴厲的目光，更害怕這目光變成“慈祥”。她微笑著說請我母親晚上去她家，我就知道大難要臨頭。母親晚上快九點才下班到家，趕去老師家後，我至少會挨母親一通訓斥，韓老師那時的目光就更顯慈祥。說起我們那時候的課餘活動，貢獻型的有撿糞、撿樹葉和撿廢鋼鐵。撿廢鋼鐵有時就是偷，馬路邊的井蓋幾人抬起一摔就碎，我們班撿的分量最重。驚險型的是打架和鑽地道，我挨打的次數相對多些，地道有時鑽著鑽著就迷了路，甚至拐進下水道裏，太味兒。還有賭博型：彈球是賭具，子彈殼充賭資；煙紙的賭具是我們的小手。彈球遊戲，我琢磨出了經驗，贏的子彈殼堆滿床底。一次有人抓了隻野貓，我們把它倒吊在樹上，學著電影裏壞蛋或鬼子的口吻和動作，“往死裏打”，誰家的奶奶便捯著小腳跑來，罵我們是遭天殺的，我們一哄而散。年齡大些的壞小子一般十五六歲時就被他爹送去當兵，幾年後都算有了出息。
我至今仍相信，小學時代上課隻是基本持續的副業，主業是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走廊的牆壁上總有大字報，老師寫的都是連筆字，不好認；學生的作品狗爬類居多，一般寫不出什麼，照抄報紙。我紅模字沒練仨月，也被選成大字報“抄手”，有次連拔草勞動都免了。
“反潮流”是我印象中投入較多的政治運動。我們班好幾人秘密商量要給韓老師貼張大字報，因我是抄手，讓我旁聽。大家控訴半天，也不知怎麼動筆，因為她從未打過我們，無奈，隻寫了一句標語：韓老師是個壞東西！！落款的主意是我出的：全校革命師生。我們犯的錯誤現在看來是既沒講事實也未講道理，標語很快就被別的大字報覆蓋住了。地理王老師曾摔斷劉小軍的鉛筆，因為劉小軍把筆夾在下唇下。老師稱他做怪樣，劉小軍申辯他正在思考，至少老師違反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地理王老師哭著給那個壞小子送來一打新鉛筆，我突然聽到劉小軍也哭，說不是老師錯是他錯。我算糊塗了，真鬧！
我們還不斷受過學習雷鋒的號召，做好事。做好事也可以，但不知為什麼，我們被要求不顧家地為班集體做好事。張國典的父親是大院大轎車司機，他做好事的方法是在學校春遊時讓他爸爸出車，每次都得到老師誇獎。他爸爸一次因執行任務沒來，他覺得自己沒臉見人，竟從大院偷來一輛大卡車。老師問司機叔叔在哪兒，他嘿嘿一笑指指自己。春遊沒成行，他父親受了軍紀處分，他在挨他爸一頓暴打後成為我們崇拜的英雄——十二歲的飛車大師。
不顧家，對我們來說就是不顧父母姊妹和自己。我們發現所有報紙上表彰的英雄模範榜樣都把自己的家折騰得夠戧，家人生病還是死亡他眼不眨家不回；他們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差不多都死了。雷鋒、王傑、歐陽海、焦裕祿。按說雷鋒叔叔做好事又不是一年兩年，人家死之前怎麼不誇誇？
外出勞動當時叫“開門辦學”，我們很開心。走出去：來回路上一律打紅旗齊步走，到附近的農村搶收過大白菜，踩過麥苗，還“三夏”過，所到之處雞飛狗跳。劉小軍逗狗，狗急，他沒站穩掉進糞坑，差點出人命。我們幹完的農活農民大伯還要返工，都忙。請進來：貧下中農上講台，這可絕。教我們認認什麼是害蟲和憶苦思甜也好啊，偏不，要講數學和語文。講不下去，就唱歌。樓裏歌聲此起彼伏，我們不認為隔壁教室的歌聲比我們嘹亮，貧下中農鏗鏘出一句：“給他一大哄啊！”我們更鏗鏘：“啊哄，啊哄！！”
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學校設靈堂，一片啜泣，尤其是女老師和女生，弄得我也跟著熱淚盈眶。派我守堂，沒人的時候，我無聊地在一株萬年青的肥胖葉子上刻滿小人和動物。
小學畢業，我們都沒有得到什麼證書，一走了事。但是那天，學校的玻璃碎了至少三十塊。而今，回想起那瘋狂的幾年，我心裏依舊感慨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