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時常在夢裏醒來，是因為故鄉。離鄉二十年方知鄉愁竟是那一份夢醒時久久不去的惆悵。
關於故鄉我有很多故事，它們是我悲傷的源頭。我寫下它們，隻為了紀念那沉澱在心底，讓人窒息而又揮之不去的記憶。
我的故鄉隻是個有三四十戶人家的村子。村子的東西各有一條不算太寬的河流過。
記憶中的村子，大人們總是清晨排著隊在隊長的吆喝聲中，順著那窄得隻能一人通過的長長的獨木橋，扛著鋤頭去種地。傍晚太陽下山的時候又懶洋洋地結伴而回。
我喜歡躺在床上聽布穀鳥遠遠的鳴叫，也愛在滿地金黃油菜花開的時節，走在田埂上，聞那青青的香味。一片馨香，一色的原野和心底裏莫名的悸動。我知道這是上蒼對生命的祝福。
不知什麼時候，村頭的小路邊多了幾間新蓋的草房。
一隊打著紅旗，背著行軍被的大人們在這裏住了下來。
從此，這個從前安靜得連狗叫都很少聽到的村子一下子熱鬧了起來。
我們總是喜歡在大人的夾縫裏鑽來鑽去，看他們舞紅旗，翻跟頭，說快板，唱戲。村裏幾個半大的小夥子和丫頭們也加入其中。
馬老師也來了。他竟會拉那聽起來激昂高亢的板胡，就是遠遠地在村外都可以聽到聲音的那種。後來，聽說馬老師能拉小提琴，那些人又從城裏借來了小提琴。馬老師會拉所有的歌。他還會拉洗衣歌，聽起來柔柔的那種。還有很多我們聽不懂的歌。我們也常常圍著他，聽他拉小提琴，問他問題。特別是那些丫頭們，整天圍著要馬老師教她們。
馬老師是村上三個老師裏唯一一個從外麵來的。我們不知道他從哪兒來，隻知道他就一個人，住在村頭三間教室的頂頭。馬老師上課和說話都是笑著的。不像丁阿姨，總用一根長長的竹條，梆梆地敲在書桌上，罵我們上課說話做小動作。而馬老師總是教好語文，又教算術，教了一半又教班上不同年級的另一半，然後再夾著書本到另一個教室去。
我們常進到他住的地方。一張床，一張靠床的小桌子和一頂似乎補過不少地方的蚊帳。他的衣服總是壓在枕頭底下，因此穿起來是皺皺巴巴的。隊長怕他一個人不好生活，要他需要時可以挨家挨戶地去吃飯。記得有一次，他很早來到我們家。媽媽匆匆請人買來一斤豬肉。可是一碗燒好的紅燒肉放上來，很快就被我們幾個孩子瓜分殆盡。馬老師搖著筷子，在碗裏轉幾圈，見沒有什麼東西，就又取回來，慢慢地吃他的白米飯。聽他和媽媽嘮家常，似乎他也是從小受苦的那種人。
也不知什麼時候，馬老師不再來我們常聚集的地方。上課的馬老師也沒了往昔的微笑。臉色蒼白的他總是匆匆上完課又匆匆回到他自己的小地方。丁阿姨則用竊竊的私語和所有來訪的大人們談話。我們預感一定會有什麼不尋常的事發生。
終於在馬老師消失幾天後的一個早晨，我被外麵的喧鬧吵醒。大家一起湧到東麵的河岸。街頭常和馬老師聊天的王大爺和隊長已在一條小船上用竹篙在河裏撈著什麼。船至橋墩的時候，王大爺突然叫“有東西”，隊長便急急地鑽入水中。撈上來的是一具硬邦邦的死屍。“馬老師，你怎麼就這樣走了呢？”是王大爺一聲長歎，接著他就趴在船頭上哭泣起來。
馬老師走了，我們知道那消失了很久的小提琴是不會再回來的。工作組的人則告訴我們，一場可能發生的“資本主義複辟”，人頭落地的危險消失了。
很久以後聽大人們說，馬老師還是一個什麼歌舞團的第一把小提琴，“反右”的時候就是“右派”，後來查出他還是什麼中統特務。他在我們這兒躲了好幾年。上麵找到他的下落，要帶他回去，他不敢回去，因此便在晚上關押他的地方，把圍牆的竹竿拔掉，溜到河邊選擇了自殺。我的一個年長的朋友後來告訴我，是因為工作組的組長不喜歡他，所以把他的問題告到了上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