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是我幾年前在另一所中學教的學生王沿在起作用。王沿參軍複員後到機修廠，被派到我現在的中學任工宣隊指導員，專政隊直屬工宣隊領導。有一次，在廁所我遇見了他，趁沒有別人，他問我，在他到這所中學前，有沒有人打過我。我點點頭。他低聲說：“老師！我知道你是好人，受冤受屈。學生沒有更大的能耐，我保證以後沒有人敢打你。”這話真兌現了。雖說專政隊長這次當眾對我瞪眼喊叫，但好些時間以來，他見著我是和藹有加，一反對別的“牛鬼蛇神”那種凶狠的常態。今日之事若換成別的難友，當場的毒打是免不了的，告密者也能立一功。誰知告密者不知內情，找錯了冤魂，告錯了閻王。
我又記起了在美國過生日。那是一九九四年，我第一次赴美國，隨女兒女婿一家住在位於墨西哥灣的一座海濱城市。聖誕節後的第二天是我的誕辰，更巧的是這年我恰好六十周歲。當天晚上，女兒女婿邀請了近二十位華人留學生、華人學者和家屬，在裝飾華麗的聖誕樹和彩燈的陪襯下，大家餐飲歡樂，圍著我唱《祝你生日快樂》。我吹熄蠟燭，切完生日蛋糕，大家一邊分吃，一邊談笑風生，攝影錄像，其樂融融。客人們輪流向我祝賀壽辰。此情此景，為我所過生日之最。
黑饅頭
一次，學校承擔了一個偏遠山區的民辦教師轉公辦的監考工作。考試的前一天下午，學校的操場上就陸陸續續來了許許多多的民辦教師，他們顯然是剛下長途汽車，一個個灰頭土臉，疲憊不堪，身上穿著藍或灰的皺巴巴的衣服，手裏提著過時的人造革黑包，挽著褲腿，腳上穿著家做的布鞋。他們一到學校，先跑到自來水管前“咕嘟、咕嘟”一陣猛灌，然後就到教學樓看自己的考場，看完後三個一群、五個一堆地坐在操場上，從兜裏取出幹饅頭吃起來。晚上，教工們去操場散步，發現他們就躺在地上睡覺，身上什麼也不蓋。夏天倒不冷，隻是蚊子太多，不知他們如何能睡得著？一個和大人散步的孩子突然大聲地問父母：他們怎麼不去住旅館？一時所有的人像被什麼擊了一下都沒了聲音，隻有睡在地上的人此起彼伏的呼嚕聲在操場上回蕩。
第二天早上，這些人帶著滿身的塵土和一臉蚊蟲叮咬的紅疙瘩來到考場，坐在座位上睜著惺忪的雙眼連連打哈欠。查看準考證的時候，我發現他們每個人看起來都好像比填報的年齡至少大十歲。拿到卷子後，他們都埋頭寫了起來。一個小時過去了，大部分人的卷子很多還是空白。漸漸地，底下有了翻書說話的聲音。這樣的問題我是知道該怎麼辦的，可現在卻迷茫起來了。
就在這時，教室外的操場上，傳來一陣汽車的鳴笛聲，透過窗子我看見幾輛高級轎車正停在操場上，從車裏依次走下了一個個衣冠楚楚、精神飽滿的官員，說笑著向教學樓走來。不一會兒，校長就陪著這些人到各個考場視察來了。到了我們考場，校長低聲對我說：“他們是地區和縣裏的教育局長、副局長來察看考場情況。”我突然覺得這兩部分人是那樣的不協調，他們待在一間教室裏甚至顯得有些不倫不類。這部分人幾十年在貧困山區教書，為了省錢晚上睡在地上，那部分人卻坐著高級轎車來看他們，並且掌握著他們的命運。他們怎麼會來自同一個地方呢？
局長們看完了，又一溜煙地坐著小車走了。而教師們還得為他們的轉正努力答題。一會兒，又有人做起了小動作，我把臉擰向窗外。我想起了我的啟蒙老師，至今還在鄉下的小學校當民辦教師，而他教出來的學生卻遍布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