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媽是千千萬萬普通中華婦女中的一個，她淳樸、堅強、樂觀、熱愛生活。與幹媽一起度過的兒時時光，溫馨甜美，終生難忘。
還是媽媽忘不了
小時候讀孟郊的“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實在是故作搖頭晃腦，哪知個中三味。之後求學他鄉，功名累人，難與母親相聚。娶妻生子，雖不是“有了媳婦忘了娘”，但自家兒女要人疼，昔日母子親情似如天高雲淡。出國多年，每逢仲夏母親節，看著洋哥鬼妹一個個給老媽送禮物，也勾起自己對母親的一片思念之情。
我的媽媽對兒女不夠“關懷”，從不檢查我的家庭作業，也不叫我學琴學畫。我背著媽媽，公然叫三個姐姐替我做暑假作業，自己樂得一天到晚在外麵“打遊擊”。我的媽媽也不會做菜，在食堂打飯的我常常流著口水看別人的媽媽做菜。
可是，有了媽媽，我們才有個家。因為有媽媽，我們姐弟四人吵架後仍能和好如初；即便今天遠隔重洋，一開口講到媽媽，手足之情油然而生。這份家庭的溫馨和親情邁過變化的人生和社會，把我們姐弟連在一起。
我想，媽媽一定是為了要兒子才生到我為止。即便如此，我也沒有得到太多的關注。爸爸在外地工作，媽媽又不怎麼管我們，所以我家四個小孩各有去處，經常忘記回家。可是，媽媽是要讀期末成績單的。我學習上有點小聰明，考試上不吃虧。可憐我的三個姐姐，一聽說媽媽檢查成績單，就像小爐匠掏聯絡圖一樣，拿不出手。我那時把成績單一舉：“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可惜媽媽並不封我一個“團副”幹幹，最多獎勵一本“找紅軍”之類的拚音讀物。
“好時光走得快”，一九六六年初夏的一天，班主任說期末考試取消了，提前放暑假。把我給樂壞了，顛著小屁股直往家跑。我當然不會想到，這個“暑假”會長達數年，我的家庭會受多大的影響。
爸爸在一家大企業做總工程師，“文革”中鬥他“反動技術權威”，他挺不住自殺了。爸爸是北方人，抗戰時讀書來到西南。家鄉南陽是個窮地方，交大畢業後他便留在四川不走了。爸爸死後第二天，媽媽就被押到台上挨批鬥。我住在成都，不跟父母在一起，媽媽很長時間沒有告訴我爸爸的去世，希望我能有一份平安。
爸爸一死，家裏經濟很不好：大姐走“六二六道路”到了公社醫院當醫生；二姐走“紅軍經過的地方”到了四川會理當了插隊知青，掙婦女工分一天兩毛錢（紅軍經過的地方很窮，國民黨都收不了稅），三姐剛小學畢業。“文革”中人人自危，鄰居朋友不敢沾邊。媽媽就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鼓勵我要讀大學，今後做番事業。媽媽真讓我相信了自己大有前途，不能頹唐墜誌，一直到現在。
其實，媽媽經曆的變化更大。她出生於一個富有家庭，我的外公給一家英國公司做總會計師。媽媽是一九四七年在重慶大學讀書時結婚的。解放後，外公失了業，要媽媽奉養（“文革”中紅衛兵要外公用英語唱樣板戲，後來被鬥死）；稍後，她唯一的哥哥和嫂嫂先後病死，丟下四個孤兒；最後丈夫自殺。媽媽就是很堅強，不向命運低頭。
一九七七年恢複高考，媽媽要我第一誌願考清華。待媽媽一轉身，我就改成東工。我以為東北冷沒人去，好考。我那時隻有初一文化，離考試有兩個月。結果真讓我給混進東工了。大年初一接到通知，興高采烈地告訴媽媽，媽媽說你填的是清華吧。媽媽真有信心！也給了我信心——那個多難年頭最需要的東西。我真幸運，能有一個這樣的媽媽。我想，無數個中國家庭正是有了媽媽支撐，這個國家才能重頭收拾山河。
我考上大學，也許是多年來，最讓媽媽高興的事。到東北上大學時，第一次看見媽媽為我哭了。從此後，到東北，到美國；讀大學，讀研究生；漂泊不定。從此後，媽媽守著兒女離開的空屋。
記得在東北念大學時生活不好，媽媽經常從四川托運食品來。幾千裏路，鐵路貨運半個月。有一次運來一小箱皮蛋，打開一看全凍壞了，四川人不知道東北有多冷，皮蛋沒吃上。這樣的事，我當時不在意，媽媽一定早忘了。可是，多少年後想起媽媽，那箱皮蛋就會出現在眼前。
我的家裏掛著一張父母的結婚照，日月悠悠，艱難已經洗盡媽媽的風華；年歲有加，衰老未能停止媽媽的操勞。做媽媽的為兒女真是“生命不息，衝鋒不止”。自從在美國工作以後，年年攢下假期回國。和媽媽在一起講講過去的事，講講我的女兒；那份親情會讓我想上一年。媽媽送我的情景又把我再次喚回。做了父母，才知道媽媽有多愛我；才知道我有多麼感激媽媽。
姥姥
姥姥過世那年九十九歲，跨鶴西行那天狂風大作、黃沙撲麵，火化之時春光明媚、碧空如洗。並非神化，而是她確實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