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的幹校分成了兩塊：一塊大的，在湖北鹹寧，連家屬有兩萬多人；另一塊較小，千把人，經河北的官廳，最後抵達了詩人郭小川描述過的團泊窪，我隨父母去的就是這個地方。
“詩”與“歌”
幹校第一次“收獲”，畝產九十斤（當地平均畝產四百斤），學員們大肆慶祝：包餃子，會餐。幹校裏詩人不少，有寫古體詩的，不到十行下來，竟有半數以上的字我不認識，旁人解釋半天也不甚了了；還有寫馬（雅科夫斯基）體詩的：一行裏，要麼沒幾個字，要麼長得頂了紙邊還拐一個小彎。一位《詩刊》的編輯大唱豐收讚歌，給人深刻印象。第二年，幹校的麥田畝產勉強過百，該編輯更作詩唱“大豐收”，後來人們都稱其為“豐收詩人”。
幹校的學員都住在本地老鄉家裏，小孩子則在當地的農村小學借讀。農村小學本是沒有音樂課的。一日，大隊書記突然心血來潮：幹校是文化部的，何不向他們求援音樂老師？整個幹校都是來受再教育的，貧下中農之求焉有不應之理？幹校便趕快給村裏的小學派了一位音樂老師，是寫曆史歌曲《坐牢算什麼》的音樂家舒模，當時也有六十多歲了。
那時已是無歌不黑，也沒個課本，舒老先生隻好教唱毛主席語錄歌。印象最深的一首是“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那首歌的歌詞隻此兩句，車軲轆話來回轉。但舒老師教得十分投入，又是揮手打拍子，又是繃著脖子較勁，以不同的曲調高低，節奏力度來回不斷地詮釋那兩句詞。結尾時，“誰能敵”本應是很幹脆的，可當地口音總要在結尾的句子上加一個“呀”字。為了糾正這個“呀”字，舒老師不知帶我們唱了多少遍的“誰能敵”。從此，孩子們就給舒模起了個外號“誰能敵呀”。
年輕人與大字報
幹校中除了老弱病外，還有一群青年，大學剛剛畢業的。
最熱鬧的時候是逢年過節的演出聯歡。音協的唱歌，舞協的跳舞，戲曲研究院自然就唱樣板戲。當時樣板團大紅大紫的角兒們多是他們的學生或師兄弟妹，議論數落起那些當紅的名角就跟說他們家的小三、小四似的。有一位老劉，是京劇老生的研究生，專演楊子榮，最擅長把劇中的戲詞用於生活。楊子榮有一段：“八連長，帶幾個弟兄沿著上山的道兒……”等食堂開飯時，他用同樣的唱腔唱道：“八班長，帶幾個弟兄去把飯給我打來！”還有一幫戲托子，知道在哪裏幫襯，嚴絲合縫，眾人大笑。
都是二十多歲的人，相互鬥爭掐架是難免的，何況上級老是想出一個又一個的事頭兒來讓人來掐。此時正是抓“五一六”的高潮，說白了就是鎮壓“文革”初期的“造反派”。一夜之間，食堂外的空場裏就掛滿了大字報。相互間都是指名道姓地打伐，還有夫妻間攻訐的大字報，語氣詞彙都是怒不可遏，義憤填膺的。
村裏的小孩子數著大字報上的人名在誰家住，然後就帶孩子們指指點點看新奇。而幹校的孩子們就傻了，昨天還一起說笑的叔叔阿姨們怎麼一夜間就反目成仇了呢？後來才知那都是以前的過節，有機會就要發一發、泄一泄的。多是就人論事，或就事論人，而非就事論事。所以，炮彈般的重詞用了不少，可什麼也說不清楚，倒把一個年輕、膽小的女子給逼得想不開自殺了。另一個被貼大字報最多的男士，其夫人飾演《智取威虎山》中的勇奇媽（全劇主要台詞是一句：“勇奇！——（昏過去）”），算是樣板團主要演員，優先照顧兩地分居，以此理由逃回了上海，免過一劫。
多年之後，幹校散了，一些人相互間仍不說話。細究，都是曆次運動落下的碴。倒是“逍遙派”們不錯，沒落下什麼仇人，多成了各單位的業務骨幹。我蒙蒙中認定，學點東西幹點事兒比什麼都強，爭一時的口舌之快，到頭來隻是傷感情和瞎耽誤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