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六億神州盡舜堯”。人人都是詩人，我也是了。每人限期交一百首詩，五十張畫。我也交出了，沒曾想交出了毛病。那會兒的詩多為：“敢教大地全高產”、“施肥方知糞味香”雲雲。我的呢：“像雪崩/像山洪/積極地有力快速地/滾動著曆史的巨輪/這是誰？/我們/青春的象征/革命的先鋒……”
教導主任白桂森繃起了麵孔：這詩有思想問題——是“青春主義”。沒提黨和主席，沒提三麵紅旗。
我淚汪汪地反駁：列寧肯定的馬雅可夫斯基，好些詩也沒提那些。這又不是社論。那陣子我們最愛讀的是老馬《我愛》、《穿褲子的雲》。張久興、甘露林和我，天天早晨在小鬆林裏來回亂走，狂剃成禿瓢——那像老馬，穿件軍棉褲，腰裏勒根老電線。
我秘密地在寫詩，寫些上邊不喜歡的長短句。因為秘密所以刺激。我們又密謀出版諷刺性的壁報。
白主任暴跳如雷，說：“如果在高中，你們早就夠上‘右派’了。”他氣咻咻地甩出一張我的漫畫：“為什麼矛頭指向團員？為什麼畫狗打架？太惡毒了。還簽上‘狠狠’兩個字，你想吃誰？”我們全傻了。我那時才十四歲。
我們第一次明白了：那是禁止的遊戲。
一九五九年，我到了101中學。和軍校一樣，穿銅扣製服，戴大沿帽。我努力學規矩，不敢提自己的詩。在全校大會上朗誦老馬的詩。
借別人的詩呐喊，是趁機發泄，也算是一種勇敢。那膽子來源於我正暗戀著一位優雅的女生——張美君。那會兒為紀念魯迅，我們倆在導演話劇《祝福》而愉快地合作。在後台和郭士英開聊，他主演《過客》。
本來我最討厭他爹——郭沫若老先生，可他本人不錯：爽朗、大方、聰明，一點兒也不像兔爺。我很佩服他，他也寫詩。
兩三年後，聽說郭士英被捕了。他們有一個文學小組，當然是地下的。“文化大革命”中，聽說他自殺了。我不能相信，但他的確死了。隻因為想用自己的腦袋瓜子想事。
後來才聽到確切消息：他是被打死的。
人真是一種脆弱的動物。
一九六○年，張文興在外語學院附中，學法語、彈吉他、唱歌、讀詩、寫詩、畫畫。他固執而熱情，濃眉大眼，嘴唇繃成一條線。五短身材，練一身鋼鐵肌肉。他從不服輸，人們叫他“小拿破侖”。詩如其人，很有衝擊力。我們轉學進外語學院附中，離琉璃廠很近。放了學，我們流連在舊書店。
老馬的詩已不能滿足我們的饑餓感。我們找到了普希金、萊蒙托夫，後來是朗費羅、惠特曼……最讓我們興奮的是發現女同學戴絮的爸爸正是已故的名詩人——戴望舒。我們跑去借他爸爸的詩集，她卻給我們拿來她爸爸的譯詩《洛爾迦詩選》。翻開前言，這樣一句震撼了我：
黑夜被夜色染黑。
我對這樣的詩句高興得要命，一邊啃著白薯麵窩頭，一邊讀洋詩。困難時期，人人在找食吃，而我們卻因藝術上的饑餓感形成了一個圈子。除了張文興，還有：
張新華。一沾藝術就瘋，吃不飽居然畫油畫。為朋友兩肋插刀。
於植信。多愁善感，皺著眉頭，似乎有點腳不沾地。
張振洲。薛寶釵外型，內心細膩厚道，寫散文詩。
楊孝敏。學者型的女生，寫散文，敏感而略顯緊張。
董沙貝。黑瘦黑瘦，一身腱子肉，當時在美院附中。畫現代派油畫，喜好宗教和神秘主義。
張潤。我們中間最小的一個，腦子快，模仿力極強，記憶力超群。
我們經常組織詩歌晚會，多半在我家，有時也在他人家。育才中學的甘露林、陳乃雲也時常參加。
一九六二年，中央工藝美院有一群詩歌愛好者。學生會主席張綺曼和我們商量，聯合舉辦一個大型朗誦會。我們這夥人很興奮，各自磨刀。我修改好長詩《燃燒的心》。楊孝敏又請來一位女生蔣定粵——抗日名將蔣光鼐之女，兩道劍眉，果然將門虎女。人們說她像西班牙人。
那天至少來了百十口子，座無虛席，後麵站滿了人。我們這夥中學生生氣虎虎，“震”了那幫大學生。散場後，大學生黃偉、張鴻賓及張恨水之女張明明對我們十分推崇。
我在詩的結尾說：
我們——太陽縱隊！
沙貝興奮地大叫：“咱們立刻成立！”七嘴八舌，要自己動手印刷，等等，一係列的計劃。一半人在大街上走了一夜，另一半人在我家聊了一夜。
那會兒，就是愛詩、愛藝術，興奮與反投降，根本沒想到政治的陰影——政治和詩有什麼關係呢？
一九六三年進中央美院。中央美院有個詩社“蒲劍”——借屈原故事命名，是文懷沙先生所題。前任社長是範曾，我和白汝博接班。在“蒲劍”朗誦會上，範曾吟唱了鄭板橋的《道情》：老漁翁，一釣竿……團委書記趙更生認為範曾是複古，皺皺眉頭，要我朗誦現代的。我隻能照念老馬。老趙更皺起眉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