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來，在走廊見到範曾，倆人握手大笑。我們都不是當局的好孩子。
“太陽縱隊”的確開過一次成立大會。那是在老北師大的筱莊樓。參加的人有：張文興、張新華、董沙貝、於植信、張振洲、張潤峰和我。由我起草了組織章程，其目的無非是振興中華民族文化。我們打算每月搞一次沙龍，牆上掛畫，朗誦作品，形成強力集團，打入社會。
那個階段我寫了獨幕劇《對話》、電影劇本《孔雀石》和一本短詩集。然而，不幾天後，組織自行解散。
郭士英（那時在北大哲學係讀書）他們的沙龍要去法國，被破獲，全數被捕。凜冽冬風百草散，我們立刻停止了組織活動，化整為零。
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地下藝術沙龍的壓力越來越大。畫家袁運生的畢業作《水鄉的回憶》，被視為西方資產階級藝術觀的產物。《美術》雜誌登了這張畫，學校裏劍拔弩張。這張巨幅油畫被搬出藏畫樓，堆在乒乓球室，準備批判。
袁運生、丁紹生、張士彥三個叛逆型畫家，和我們都是鐵哥兒們。當時袁運生已去了吉林，還不知道要大禍臨頭。
我和吳爾鹿、於植信、蔣定粵分別商量，怎麼救哥們兒一把。我忽發奇想：偷走它！失去了靶子就沒法批判。我那時，真喜歡那張畫。
我決定獨立行動。趁團員大會校園沒人，我潛入體育館，從畫框下割下那張畫，卷成一卷，混出學校。
當那張畫鋪滿我家客廳的地板，吳爾鹿跑來欣賞。我大汗淋漓，一麵為老袁高興，一麵為自己獨行俠的成功而得意。
公安機關衝到美院，作為政治案件處理，氣氛緊張。
哥們兒紛紛來欣賞那張畫，對我的邪大膽佩服得五體投地。蔣定粵以女性的現實精神告誡我：當局一旦知道，這一條就能判你。
我七個不吝，八個不在乎。我相信都是鐵哥們兒。
聚會越來越隱密，而人員也在變更之中。
那時跟我最鐵的是巫鴻。我們都來自101中，現在同班。誌趣相投，又同時愛上蔣家的女孩子，我追蔣定粵，他追蔣定穗。蔣定粵的哥哥蔣之翹寫古詩。他們家成了這一階段的沙龍。
另一沙龍在周七月家。我們自幼是好友。他家有西方最新的唱片。我們開始迷上了現代音樂。
一天在他家吃午飯，我們放著德國現代歌劇的唱片。他爹進來，臉色不好看，我居然沒注意到。等放完一麵，本應順勢放一張古典的，我卻又放上了另一麵。老天，我真是個禍頭子。
老兩口找我談話，亮出了黃牌。當時覺得他們多慮，現在回想，他們對殘酷的政治，有長遠與深刻的記憶。
郭士英一案中最年輕的一個牟敦白，最早放出來，就跑來找我。他家成了另一個沙龍，其中有：王東白、甘恢理、郭大勳，後來又見了郭路生。我們經常聚會，玩秘密的寫詩遊戲，喝酒。沒有錢，隻能喝廉價酒。下酒菜常常是鹹菜。
有一次，董沙貝帶了個青蘿卜，用鉛筆刀削了削，大家覺得特別有味。張士彥是老大哥，已經有工作了，每次來看我們，總是帶一瓶“中國紅”，大家齊齊喝彩。
我也試著給《人民文學》投過稿，由於主編因政治原因下台，沒有成功。
我們決定自己出版手抄雜誌，隻是在我家小規模地試行，我父母也參加了。其中有耿軍、鄔楓、蔣定粵、張大偉、張寥寥等。我主編那期封麵是鐵柵，用紅色透出兩個大字：自由。
也許，那是一種對自由沒把握的惶惑狀態。
一九六六年，因為袁運生的畫、“太陽縱隊”、秘密聚會、法國留學生們、我的政治笑話——種種原因，公安局開始要逮捕我，我開始逃跑……在和朋友們匆匆分手之際，在王東白的本子扉頁我寫下：相信未來。
最終，我被抓了回來。先在學校，後在市公安局看守所，被無數次審訊，一再地追問那個“反動組織”——“太陽縱隊”。我的全部作品都被查抄，或許至今還保存在北京公安局的檔案室裏，或許早已焚為灰燼。
我是一個沒有作品的詩人。
據說，有人已經開始研究這一段地下文化史；有人在著手收集、彙編那時殘存下來的作品。
到底有沒有“太陽縱隊”那樣一個地下文學組織？那的確是個傳說。
白薇“姑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