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從小到大我一直住在作家協會大院。那是一座由三棟奶黃色的樓圍成的院子，共九個單元。兩個單元是拆遷戶，一個單元屬於我父親所在的研究院，其他則住著作協和文聯的人。像詩人李季、郭小川等那時都住那兒。還有魯迅同時代的女作家白薇，她住我家隔壁單元的三層。
當時院裏的小孩都知道她是“老姑娘”，而且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覺得這三個字非常好笑。
她的穿著也十分與眾不同。頭上總是戴著一頂男式帽子，夏天是淺色的，冬天是深色的。腳上穿著一雙厚底男式皮鞋，一身一本正經的幹部服，尤其是那褲子肥得像現在的裙褲，還有棱有角的，特別滑稽。
夏天的傍晚，下班回來，她不像其他人一樣行色匆匆地往家趕，而是穿著一身肥肥大大的黑綢衣裙，裙子長得拖至腳麵，戴一頂淺灰色的帽子，提著皮包，站在楊樹下饒有興致地、久久地看著我們跳皮筋。路人都看她，我們不看，隻是專注地跳，可是心裏卻覺得好笑得要命。現在想，也許那時她非常地寂寞。
“文革”開始以後，我們院的孩子大部分成了黑幫子弟。我和年齡差不多的一幫初中女孩們，不願意到學校去挨罵，便都不去上學了，待在家裏，開始是找書看。那時各家的書都沒有被抄走，隻是把報紙貼在玻璃的書櫃門上，將“毒草”和“封資修”的東西禁錮在報紙後麵，當然也就給了我們這些孩子們可乘之機。我對所有名著如屠格涅夫、萊蒙托夫、喬治？桑、巴爾紮克和雨果等等的閱覽，包括對艾思奇哲學思想的探討，差不多都是在那個時候一次性完成的。看完後大家還討論，我記得最深的一次是對《悲慘世界》裏沙威這個人物的爭論。“文革”前，沒有太多機會看小說，看一本非教科書的讀物，自己都有負罪感，偷偷摸摸的。
對名著的崇拜，很快變成對作家的崇拜。那時大多數有名、有頭銜的碼字的都在牛棚裏蹲著呢。一天，我們幾個女孩敲開了白薇的門。她穿著一身灰不灰、藍不藍的幹部服，其破爛的程度，想必應該不是追求時尚所致。頭上戴著頂帽子，灰白的頭發直直地垂在滿是皺紋和老人斑的臉龐上，微駝著背，兩隻腳趿著一雙很破的鞋，在地上蹭著走路。以前獨特的、讓我們小孩覺得可笑的風格，沒有了。
“奶奶好！”我們乖巧地叫著。
“噓——”她把食指放在嘴上，像對托兒所小孩一樣說，“叫姑姑。”我們忍不住大笑起來，不由得想起她以前的種種。
她住的是一間一套的房子，房間裏家具很簡單，不知是不是抄家以後剩下的。一張帶寫字架的單人床，一張碩大的書桌，一個單人沙發和一個書架。我們擠在沙發和書桌旁的椅子上坐下，扭捏地叫了她“姑姑”。她便很高興地到廚房拿出一罐白糖，舀出滿滿一勺遞到我們麵前，“吃糖！吃糖！”我們又忍不住大笑起來。
她的桌子上攤著一首寫好的詩，大意是“革命戰鼓震天響”之類，總之，“文革”運動具有煽動性，連她這歲數的文人都寫了這類的詩。
她拿出了她年輕時的照片讓我們看，真美，而且非常有魅力。再看看眼前的她，在我還很稚嫩的心裏，第一次覺得歲月的殘酷。她告訴我們，她結過婚，也有過孩子。後來，孩子夭折了，丈夫也離婚了。這樣我們才知道，讓我們笑了許多年的“老姑娘”原來名不符實。
我們走時，我想起和她借書。她很艱難地從壁櫥裏拿出幾本過期的《人民文學》（“文革”開始，《人民文學》就停刊了）。我不太理解她的艱難，以為是文人大都不願意借書給別人的原因。幾天後，我去還書，她拉著我的手，連聲說：“謝謝，謝謝你還我書，從來沒有人還過我書。”我先是不懂，後是驚愕，同時也明白了她“艱難”的原因，然後便是想哭。我希望這不是事實，我不相信人性能壞到這樣，可是這種想哭的感覺一直藏在了我心裏的什麼地方。
很快地，出於自願、半自願或強迫，院裏的孩子們紛紛到了祖國大江南北的農村，黑龍江的呼倫貝爾大草原、內蒙的牧區、陝西的黃土高原和雲南的雨林地帶等等。我們走了，也不懂應該向這個寂寞的老人道個別。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沒有任何“禮”的約束，可能是那個時代的特征。
經過招工、上學，等我們再回到作協大院時，已經成年了。聽說了白薇和保姆的種種糾葛，也聽說了她的親屬和她的一些事情。想想她不會再認識我了，便沒有去打擾她。其實應該去的，在那樣一個年代，能給我們這群她並不熟悉的女孩，那樣親近和真實感覺的人太少了。
每到周末，總能在家裏聽到郵遞員高聲喊：“白薇，信！”便想她還活著，也許不再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