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時，怕行李超重，我隻攜帶一本《英漢雙解詞典》和上、下兩冊《古文觀止》。當時心情頗有些悲壯，心想到了國外，自然應該一門心思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和文化了，帶上兩冊古書，聊慰去國懷鄉之情吧。到悉尼的第二天，就有了驚喜的發現，原來悉尼大學圖書館最頂層的角落裏，有一個中文書庫。從此，一到午飯時間，我就帶上麵包和飲料，直奔中文書庫而去，在短短半小時到四十分鍾內，一邊吞飯一邊吞書。如此好幾年，讀了一些以前在國內見不到的書，其中有“右翼文人”胡適、林語堂、梁實秋等人的作品。
憶讀書，不能漏掉金庸的武俠小說。這事還得感謝女兒。到了國外，她硬是對學習中文不感興趣。我和太太聽人家說用金庸小說當教材準靈，便去弄來幾套金庸小說。結果我自己先被迷住了，愛不釋手。但我對太太說，我是在“備課”，太太信以為真，見我為了孩子如此廢寢忘食，也滿心歡喜。
有些人一提起武俠小說之類的通俗作品就搖頭，其實，通俗作品至少有兩大好處：其一，讓我輩俗人以及沒出息的子女有書可看；其二，讓有些人有機會搖兩下頭以顯示自己的品位和檔次與眾不同。
讀過的書中，值得一提的還有冰心的《寄小讀者》。初讀這本書的時候（那時隻有《三寄小讀者》而見不到前兩“寄”），我還是名符其實的“小讀者”。到如今成為老讀者了，仍然非常喜歡它。
有許多書大家都說好，例如王安憶和餘華的小說，我未曾看過，是一憾事。
清人彭玉麟題江蘇鎮江捂隱寺昭明讀書台的對聯雲：
蕭梁逝水，往跡猶新，問誰大雅扶輪，再繼元儲不朽業；滄海橫流，人間何世，趁我餘光秉燭，補讀平生未見書。
將來告老退休了，這下聯裏“補讀平生未見書”七個字便是我期盼的生活。留聲機
留聲機
留聲機也是洋玩意兒，可是咱們中國人並不管它叫“格拉姆風”。或許是當年引進這玩意兒的人知道自己既不能像語言大師林語堂把“幽默”譯得那麼傳神，也無法像大詩人徐誌摩把“雪茄”譯得那麼雅致，倒不如實實在在地起個中國名字，於是就叫做“留聲機”。不管這個名字是誰給起的，我倒是挺喜歡這個名字。
我不但喜歡留聲機這個名字，而且從小就喜歡留聲機這個洋玩意兒。人可以生生死死，可是借助留聲機，聲音卻可以長駐人間。
我的第一架留聲機是父親用他一個禮拜加夜班翻譯文章掙來的稿費買給我的。
那時候是五十年代，我還沒上小學，當時沒有電動馬達作動力的留聲機，我的留聲機是靠手柄搖緊發條作為動力。唱頭也不是靠電，而是靠唱針在音槽中的抖動，帶動金屬膜片震動空氣發音。一句話，與愛迪生發明的留聲機在原理上大同小異，隻是不像他那個時代的留聲機，支在半空中的喇叭高昂著頭，神氣活現的。我的留聲機的喇叭是縮在機箱裏麵，顯得含蓄得多，共鳴效果也還不錯，低音尤其豐富。
有了留聲機，還得有唱片，就跟有了槍，還得裝子彈一樣。可是形勢一天比一天緊，找一張有意思的唱片還真不易。所以除了革命歌曲之外，我最先擁有的唱片是一套老家湖南的花鼓戲《劉海砍樵》，聽得我莫名其妙。
然後是父親的朋友送的幾張解放前出版的老唱片。現在還記得其中一張是馬連良唱的，片子一開頭並不是馬先生的唱，而是一個令我這麼大的小孩乍一聽還真有些害怕的啞嗓兒，隻聽他大聲喝道：“高亭公司特請馬連良老板唱《空城計》頭段！”接著是鑼鼓點兒大作，然後才是馬先生的一唱三歎。慢慢兒地，我也聽出點味兒來了。荀慧生的《紅娘》，周信芳的《徐策跑城》，程硯秋的《荒山淚》都入了我的收藏，他們大段的西皮流水或是二黃原板逐漸可以讓我搖頭晃腦了。有一陣子，我還真和幾個小學同學商量著去投考戲曲學校。
隔壁住的是音樂學院的一位張教授，他家的鋼琴上時時能流出好聽的音樂。人家是搞音樂的，在家彈兩下外國曲子也不能算是過分，再搭上那時候的政府管得還不算太嚴，所以我也就能時不時地聽上兩回“蹭兒”。好東西真不怕老聽，久而久之，我就對這些洋曲子也上了癮。尤其是在北京的冬夜，躺在暖暖和和的被窩兒裏，聽著隔壁隱隱約約傳過來的急章慢板，伴著西北風中小販叫賣五香花生米時嘹亮的吆喝聲，那個勁頭兒，你在現在絕對體會不出來。怨不得直到現在，我還時時做夢回到了那個時候的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