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一段京戲唱片之後，最使我向往不已的就是能擁有一張唱片，上麵的曲子是像隔壁張教授家飄過來的旋律。
人人都說心想事成，我成天吵著鬧著，家裏大人就得想辦法。可巧父親的一位老朋友也是個音樂迷，早些年到過瑞士工作，從國外帶回一堆古典音樂唱片，見我這麼喜歡，就說送給我了。
父親覺得對不起人家，一再對人家說是暫時借去聽。我喜歡壞了，趕緊抱回家，還買了個專門裝唱片的木盒子裝起來，每個唱片套上還貼上標簽。
這時候的收藏，就我目前的記憶，至少包括貝多芬的小提琴協奏曲，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和舒伯特的《未完成》。唱片的廠家那時候我可不懂，但記得上麵大多數都畫著個乖乖狗在聽留聲機的大喇叭裏放出的音樂，父親告訴我說，下麵的一行英文字寫的是“他正在聽他主人的聲音”，我就管它叫狗喇叭公司出品。其中貝多芬的小提琴協奏曲最使我難忘，尤其是慢板樂章的華彩，如怨如慕，大師胡伯曼真是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我的童年，父親給我買過不少玩具，可留聲機我用得最久，帶給我的樂趣也最大。
後來有一回，不知是我用力過猛，還是使用過度，總之嘎嘣一聲，發條斷了。父親找到修理行，想換一條新發條。修理師傅打開唱機仔細一看，便對父親道：“您瞧，這外殼蒙了一層皮麵，燙上‘人民唱機’幾個字，瓤子可是瑞士製造的。您知道，這唱機使的是瑞士發條，瑞士鍾表第一，所以發條也第一。”這位老師傅不像現在國內的商人那麼損，動不動就想蒙錢。師傅建議不用換新的，他給接上，說比新的還強。父親見他胸有成竹的樣子就答應了。
老師傅說得還真不賴，自從讓他給接上之後，我一直使了好久發條也沒壞。前幾年我跟一個學金屬材料的朋友談及此事，他還將信將疑：“瑞士的發條有那麼厲害嗎？”我心裏明白，這是真事兒。
多少年之後，在美國新澤西州的愛迪生故居博物館，我看到一架跟我的那架一模一樣的留聲機，不由得讓我連聲稱奇。我承認留聲機是愛迪生他老爺子發明的，可是我堅信他的留聲機的美國發條肯定不如我的，我的是瑞士發條。瑞士鍾表第一，所以發條也第一。
我的這架留聲機盡管發條好，可是下場卻並不好。
說實話，這還真怨不上“文化大革命”。紅衛兵破四舊，可是並沒有衝進我們家的院子。我們家是心甘情願地自己破四舊，一看街上的陣勢不對，趕緊把惹麻煩的東西斬盡殺絕，頭一樣就是我的唱片。我把所有的唱片拿到院子當中，用砍劈柴的斧子一通猛砸。你還別說，幾斧子砍下去，“人民唱片廠”的那幾張唱片立刻身首異處，可人家洋人的唱片個個不軟，非得請父親幫忙用力剁，它們才不情願地折成兩半，可還是藕斷絲連，不肯分離。
完了事兒，父親望著院中的一大堆“四舊”垃圾，沉默不語，最後牽起我的手回房間去，邊走邊感歎道：“看來，酒還是要藏得久的才醇！”
我的留聲機當時之所以沒有被“破”掉，是因為我跟父親說它也能唱革命歌曲，父親長歎一口氣就手下留情了。後來過了不久，一個中學同學幹了一會兒“革命”，覺得無聊，借我的留聲機去聽音樂。沒幾天就聽說他被警察抓了進去，然後被寬大處理，從派出所放了出來。聽他說才知道，原來他一不留神，聽了幾支蘇聯老掉牙的歌曲，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樹》什麼的。我趕緊問他留聲機的下落。他說，警察不給，說這是作案的工具。我也沒敢吱聲兒，那時人小，膽子也小。倒是後來警察不錯，通知我去派出所取回留聲機。我千恩萬謝，拿回家一看，發條又斷了！我的那位同學得了便宜還賣乖，跟我說：“那幫丫頭養的，不定聽多少遍呢！”
以後一過就是七八年。我把隊“插”完，回了北京，一直就想再買個留聲機。
這時候，大家夥兒都管留聲機叫電唱機，因為有了電動的馬達驅動唱盤，再也不需要人搖緊發條了。唱頭也不再用鋼針，而是晶體的，特輕，接到收音機上放大之後，從電動喇叭裏放出來，聲音可大可小，隨你調節。
不過這時候的電唱機已經劃歸為革命宣傳器材，商店裏也明碼標價，但是並不賣給一般人，僅供文藝宣傳用。我心裏覺著革命形勢不能總是這樣，無論如何我先攢錢，等形勢一變，或許就能讓我買上這玩意兒。要是沒攢夠錢，形勢再怎麼變，商店裏肯定也不讓白拿。
插隊回城之後，我給故宮看大門，一個月有四十塊的工錢。除了吃飯，還能剩下倆錢兒。那時候都時興穿“的確良”的衣服，特別禁磨，輕易穿不破。就是穿了洞，打個補丁，人前人後還可以落個“艱苦樸素”的美名。所以我硬挺著不買衣服，沒到一年就攢下了買電唱機的錢。
然後我就到處打聽，托人情，找機會買電唱機。功夫不負苦心人，總算有個雲南插隊時的朋友交遊廣闊，弄到一張中央政府部門的介紹信，坐長途汽車到離北京一百多裏路的河北省固安縣，買回來幾台電唱機。幾個朋友歡天喜地，一人分了一台。眾人問他為何跑到那麼老遠去提貨，他不無得意地說：“你們哪裏知道，這介紹信是假的，北京城裏騙不過，隻有到鄉下去才成！”眾人少不得喝聲彩，連呼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多少年之後，這位朋友果然成了政治人物，看來人真是能夠三歲看到老，此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