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剛開始時，我正好六歲，是學齡前兒童，也沒有幼兒園可去，賦閑在家，東跑西顛。好在“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熱鬧之景層出不窮，也不覺煩悶。那時一到“十一”，便大肆慶祝，提前好幾個月預演。各式彩車、彩陣塞滿了長安街。鑼鼓喧天，鞭炮齊鳴，一傳百裏。我媽說不準我自個兒上街，我不能忍受看熱鬧的誘惑，叫上東屋的小九和西房的小翠，趁白天大人管不住，溜走了。
上了長安街，眼花繚亂。滿街翻滾著巨大的彩車和標語長幅。彩車駛過，轟轟震響。後麵是紅褂綠褲的女民兵，步伐整齊劃一的三軍指戰員，還有胸脯高挺、高舉毛主席語錄、喊著口號的革命小將們。我看著無比興奮，心跳加快，熱血沸騰，真想加入他們的行列，也喊一嗓子。不過一想人家給我爸戴高帽子時也呼同樣口號，心就虛了。遊玩大半天，天都黑了。華燈初上，遊行的人群仍未散，我們卻都該回去了。來時一鼓作氣，沒有仔細辨路，回去時就不太認路。小九五歲，小翠也比我小幾個月。我們東看看，西望望，沒了主意。幸虧後來遇見了一位民警，把我們送到家。自不必說到家後受到的責罵。到現在，一般的熱鬧我都不去看，鎖在家中看“金庸”。
媽媽“文革”時心情很不好。我爸被關了起來，偶爾回一次家。聽說媽年輕時“又紅又專”頗受重用，“文革”一來，倒了大黴。指導教授跳樓自殺，她也被罰去喂動物，還三番五次地被批鬥。她一肚子氣，想不通，就拿我當出氣筒，有時為一點小事就打我。現在看竹篾子打人幾下屁股不算是什麼酷刑，但總挨打，實在怕了，像我們家現在養的貓兒“虎頭”一樣，手一抬，它就閉眼縮脖子，一副可憐相。
我媽不僅生我的氣，還對我爸沒好氣。有一次，他被放回家，碰到商店賣豬蹄，久不食肉，饞動起來，買了好幾隻，連洗帶拔毛，慢慢洗弄，竟是小半天。我猜他當時早已饑腸轆轆，口水橫流。我媽回來，看到案上白淨淨的豬蹄，氣不打一處來，怒衝衝地質問他經這麼長時間的思想改造，為什麼殘存的資產階級享受思想還在作祟，責令他立即去把這些“糖衣炮彈”扔掉。我爸無言以對，隻好將豬蹄退回原店。我猜店員們一定將這些“糖衣炮彈”據為己有，並暗笑我爸是傻子。去年，父母來美國探親。在食品店看見豬蹄，我問媽還要不要“糖衣炮彈”，弄得我媽大紅臉，我爸竟也對我老大不高興。往事如煙也。
上小學是按片分的，我們胡同的另一頭有一個小學，也改名為人民路三條小學，我猜舊名是大甜水井小學什麼的，我理所當然地被分到這個小學。剛上學，發現一個奇景，即所有教室的窗戶都沒有玻璃。早上，太陽大模大樣地進來，撫弄得我經常昏昏欲睡；天黑後，每個房子又睜著黑洞洞的眼睛，讓人毛骨悚然。據說這些玻璃是讓紅衛兵、紅小兵們橫掃一切時打掉的，又沒有錢安上，隻好就這麼著。我十分遺憾沒有趕上時候，一睹千萬片玻璃被砸碎的壯景。到了冬天的時候，窗戶就安上玻璃了。但不是整片，而是一條條的小玻璃鑲上去的。據說這種玻璃是什麼下腳貨，所以價錢便宜得多。這樣，就又創造了另一種景致。從窗子內看外麵，所有景物都呈曲線狀，人的臉往往扭曲好幾次，倒真像人們的精神麵貌。我每天坐在教室裏，更不能專心聽課，看著窗外的奇異景色，心中做著各種幻想。不光景色奇特，事也新奇，“新生事物”層出不窮嘛。
一天四節課，真正講課的時間隻有兩三個小時。所教的大多數是與革命有關的內容。語文教工人、農民、赤腳醫生和毛主席的好戰士。算術則算多少噸鋼鐵能生產多少顆炮彈打沉帝修反多少艘潛艇之類。另外的時間是向工農兵學習，掃大街，或請人來憶苦思甜。請來的人多是老工人或老農民，年齡自是不輕，加之講多了，也會犯糊塗。有一次，一個老農民對比新舊社會的不同，聲淚俱下地說，一九六○年那會兒可不比現在，那時候什麼糧食都沒有，隻能吃樹葉吃得肚皮發綠，躺在床上動不得。幸虧解放了，毛主席給了我們新生活。當然，這種錯誤還是不多的。
憶苦思甜的主流是好的，其效果也是不容忽視的。有一個人講“一塊銀元”的故事出了名，還印了小人書。內容是一塊銀元換了一雙窮人家兒女，地主少爺給他們灌了水銀，作為其父的陪葬。所講之處，一片欷歔。這個人好像是這對“陪葬品”的哥哥，當時看見弟妹出殯，紅顏朱唇，還當是活的。我一邊抹眼淚，一邊琢磨：灌水銀死倒是不錯，臉不灰白，死了還好看。以後，我便經常引經據典，發表謬論。這個故事似乎也越講越悲慘。到後來，所講處哭聲震天，據說手絹也一時脫銷。唯一能與“一塊銀元”媲美的是後來的朝鮮電影《賣花姑娘》。在美國看悲劇電影，其感人效果遠不如“一塊銀元”和“賣花姑娘”，幾乎沒見過誰哭紅了眼出電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