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時要在大隊學校入團簡直就是妄想。高中時開明多了，第一學期第一批填寫了誌願書並被支部大會一致通過。可就因為父親的“曆史問題”沒有結論，一直批不下來。後來，校長親自出馬，翻閱了檔案，出具了證明，終於才在高中畢業的前一天批準我入團。否則，回鄉後就根本沒有可能入團，後麵上大學的政審推薦也就更困難了。在那個年齡，這樣二十多個月待批，壓抑使我變得沉默寡言。
在很長很長的時間裏，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哼《閃閃的紅星》裏的插曲：“夜半三更呦/盼天明/寒冬臘月呦/盼春風。”
一說到地主，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收租院”式的地主惡霸。姑且不論“文革”中出的《收租院》的真實程度，就我自己的所見所聞，剛剛達到地富界限的小地主和小富農，多是勤勞精明的農民，就像斯諾《西行漫記》中寫的毛澤東的富農家庭，外祖父家是剛剛發起來的小地主。而我父親家被評為富農實在是冤，住的是偏廂的學房（既矮又短）和草房，很是擁擠。而貧下中農們卻住著上房。太爺爺沒有孩子，爺爺是被領養的，在宗族裏地位較低，分不到好家產。但他非常勤儉，常說“隻有餓死人，沒有擠死人”，一分一厘積攢下來的錢都去買了田地。村上的老人，包括貧下中農們，都對我說過，爺爺是村裏最勤快的人。
農閑時，當別人起床時，他已從縣城挑回來一擔糞水（他到城裏給人倒尿盆）。家裏經濟條件稍好點時，他又讓伯父和父親去讀書。父親小時放牛，幫幹農活，十二三歲才去上小學。土改時，當地的說法是“地主靠看，富農靠算”，算盤珠子一撥拉，當小學教師的伯父不算家裏的勞動力，上師專的父親也不算做勞動力，住在娘家寡居的姑姑和表哥又不被算做家裏的人口，農忙季節需要請短工，就這樣被算成了富農。要是爺爺不是被領養的，在村裏的地位高一點，那麼，最多也就是個上中農或富裕中農而已。同院爺爺的堂弟，不僅家產好，還開有藥鋪，但吃喝嫖賭，娶小老婆，剛好在解放前破敗了，卻成了貧農。世道，就是這樣地不公！天道酬勤，可這人道，唉。
其實，如果不是一九五八年政府號召上山下鄉，減輕城市負擔，父親積極響應，將母親、我和妹妹送回鄉下，那麼，我也是一個“下鄉”知青了，家庭成分的影響，就不會是這樣地沉重；受到更好的教育也就不會是那麼艱難。這個“積極響應”，就成了自做的枷鎖，沉重地戴了二十年。
如果學習一般，心裏也還平靜些。但如果高中入學考試全縣第一，入學後每學期總有幾門課在縣城最好的中學全年級第一，這個“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日子可真是天天難過天天過！！
姐姐在看了電影《人生》（我僅看過小說）後給我寫信說，我在農村過的日子比高加林還要苦。高加林家是貧農，村上不會也沒有人敢欺負他。高加林到縣城拉糞，是高考落第以後的事，不過是趕趕牛車，還有一位老頭做伴，將髒活累活幹了。我還在高中上學時，為“農業學大寨”，就到縣城去掏糞拉糞；跟著牛群拾過糞；也曾周末騎著自行車到三五十裏外去拾糞（公路兩邊是山，山上有牛群。平川都要為“農業學大寨”積肥，已無野糞可拾，卻年年有交幾千斤野糞的指標）。天麻麻亮出門，自行車後座上架兩隻糞簍，下午五六點鍾回來，載一百多斤牛糞，還要穿過縣城（一條東西向的交通主幹道，也是縣城的主街道），麵對那些對你視若無睹的同窗。
我小時候特別喜歡看書，記得第一次看大部頭的小說是姐姐看的《風雷》三本，那時我上小學二年級。隻要有書看，可以不吃飯不睡覺。隻是要幫母親幹活，放學回家要打豬草，找墊圈草，很少有時間看書。自己家裏沒有什麼書，常常拿自己的好東西給人或給別人用來換書看。農村學校的孩子書少，上高中時才讀到《唐詩三百首》。回鄉勞動的三年裏，沒什麼書看，就讀《毛澤東選集》，“雄文四卷”通讀了好幾遍，直到現在還能大段大段地背誦。後來領袖號召“要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時，什麼《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國家與革命》，有什麼就看什麼。繁重的勞動，政策的歧視，物質和精神的饑餓，就是那幾年的生活。
記得阿基米德曾說過，“給我一個支點，我就可以撬起地球”。我曾多少次在心裏麵呼喊：“給我一個支點，給我一個機會吧，隻要有一個機會，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