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沒有看到別的地方修樓房像我們大隊修學校那樣，一層樓的水泥預製樓板硬是我們用肩膀抬上去的。上麵的三層是用卷揚機和滑輪吊上去的。靠五萬元的撥款修成一幢近二十個教室的樓房，可以想象設備的簡陋和勞動強度的繁重。
在與我同齡的農村孩子中，生活過得比這艱苦的很多很多；在我高中的同學中，我的經曆也不是最苦的；可在出國讀博士的人群裏，有這樣經曆的人大概是不多的。
我幹活能吃苦，不挑揀，又能騎車出外辦事，幫隊幹部寫大會發言稿，各種“先進”總結材料和報告（有些上報到縣裏、地區，但從來也不告訴我。後來從別的渠道才得知）。在村裏我人緣很好，有求必應，多次被生產隊評為勞動模範（村裏大部分人還是忠厚老實的）。可好機會總是與我無緣。
不僅當地不給機會，連外來的機會都因家庭背景而被剝奪了，功虧一簣。高中畢業回鄉幾個月後，武候中學的校長托人帶信讓我去一趟。原來是學校師資緊張（用校長的原話：拉不開槍栓了），問我願不願意做代理教師。學校認為我的基礎好，知識範圍廣，能勝任多門初中課程的教學。我當然是求之不得，滿口答應。可回來和生產隊和大隊講，大隊就是不同意。哪怕我願意把三十六元的工資全部交給隊上（隊上一個勞動日才三五毛錢），工分隨便給多少，自己負擔夥食費，也還是不行。“你們都去坐轎了，誰來抬轎？”一九七六年揪出“四人幫”，我被抽去講解揭批材料，當時縣上有一個幹部正好在此蹲點，聽到了我的講解，向大隊建議讓我去當民辦教師，說我比現有大部分老師的能力強，能把他們的孩子教得更好。但教書是輕省活，就是不行。
艱難複習
其實，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正式廣播招生製度改革的消息前，各種小道消息和各地摸底考試和模擬考試的試題已在流傳。在高考的消息正式廣播前，很多下鄉知青都早已回城複習去了。在正式廣播後，不管準不準假，他們都回家複習了。而我們回鄉知青卻隻能繼續奮戰在田野，為“三秋”（秋收，秋種，秋糧入倉）而大忙。那年頭，即便是正式考試，也少不了政審推薦，如果自己開溜去複習，到時大隊不給在推薦表上蓋章，政審通不過，考得再好也沒用。
不能明著複習，就隻好暗暗加勁。吃飯時間，晚上休息，所有能利用的時間全都利用上了。好在是秋天夜長，且三秋也不像三夏那樣緊張，每晚還能看幾個小時的書。就是上工幹活時間，也都利用起來了。上工前看一道題，邊幹活邊在心裏琢磨，等想到有點眉目時，便借口上廁所，在地上畫畫，得出結果。然後看一道題，再去邊幹活邊想。
什麼是“度日如年”，我到此時才真正有了體會。一邊想方設法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時間和機會複習，一邊挖空心思想法子找借口能請假去複習。我的鼻子經常流血，有時流起來吃雲南白藥的保險丸都止不住，村裏的人都是知道的。於是，我就想方設法讓鼻子流血，天天捂著一個塞著棉花的大蒜頭鼻子。到了十一月初，農活不怎麼忙了，終於請準了假，到漢中去“治病”，到父親工作的學校專心複習了。此時，離公布的高考日期，隻有四個星期了。期間還兩次回去參加公社組織的模擬考試、登記報名和填寫誌願。真正的複習時間隻有三個星期左右。
那時，我與另外兩個老師的孩子結成一個小組，一起複習。就當時能找到的複習資料，我們三人研究不出來的問題，老師也要頗費些思索。很慶幸我們這三個人後來全考上了。我上了西安交通大學，另外兩個上了陝西師範大學。其實以我們的成績，能考取更好的學校。另外一個人的父親是內部“右派”，都不敢報太高。我們都是按第一誌願被錄取的。很多人由於高考複習緊張而掉肉，我的緊張不亞於任何人，體重卻增加了四五公斤，真正的是“心寬體胖”。
考場分曉
說來真巧，十二月七日考試時，我的考場竟然就是原來高中的教室，有十幾個當年同級同學同堂應試（後來對過一聯：各人各命各有千秋）。
我終於有一個機會了！有一個支點了！！
第一門考的是數學，當時的心情特別激動，也特別緊張，腿一直抖個不停。初高中當了幾年的數學課代表，可數學是當年四門考試得分最低的，隻有六十多分。但中午休息時與其他人一交流，就知道已答得相當好了（盡管大多都認為自己考得不錯）。後麵的三門考試越來越鎮定，成績也比較理想。語文考試的作文題是《難忘的一天》，我寫的是周恩來逝世的日子，還能記得開頭：“迎著撲麵的北風，踏著細碎的雪花，我挑著籮筐，和村裏社員一道，向河堤工地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