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了那條小鯉魚。她竭盡全力，不顧一切地跳過了龍門，跳進了新的天地。但當她回過頭來打量自己的時候，卻發現原來那身美麗的金紅色的鱗片，都被尖峭的石頭磨破擦爛了。長出的新鱗像老繭一樣，厚厚的，堅硬而強韌。但是，往日鱗片上那層鮮亮的光澤，卻再也找不回來了。
不管怎麼說，我畢竟還是跳過了龍門。而那些沒有跳過的呢？
我的一九七七
對於絕大多數當年參加“文革”後第一次正式高考的人來說，不管他（她）考沒考上，一九七七年無疑是充滿希望的一年。但事情總有例外，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卻有人在極度的失望中，伴著汗水、血水和淚水，度過了同樣難忘的一九七七年。
汗水
七五年高中畢業後，我被上山下鄉的洪流衝到了一縣級農業科學研究所。也許有人擔心知青到農科所接受再教育會不會在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方麵打折扣。這個請諸位放心，幹農活終究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而農科所最擅長折騰，除了開灰潭、撚河泥、撒豬糞等一應俱全外，什麼早翻早，薄片深翻，折騰！這麼說吧，凡是農技員能想到的“損招”（這裏沒有貶低農技員的意思），農工和知青都得折騰一番。順便說一句，我們所實行男女同工同酬也是有口皆“碑”的，女知青隻要沒“特殊情況”，經常要挑擔。一溜女知青每人肩挑一擔大糞走在黃昏鄉間的小路、窄窄的田埂上是該農科所的一道風景；而整天笑口常開的小麗，硬是磨煉成能從糞池裏一手提拉起滿滿的一桶大糞而臉不改色心不跳。和該農科所毗鄰的龍橋大隊是全國早翻早的龍頭，蓋因其得天獨厚的“地利”。
言歸正傳。幹農活主要是玩命，誰玩命誰厲害。當然有些農活也要動點腦子加上手腳靈活。大概所裏頭頭看我能玩命，“提拔”我當大田連副連長，輔佐老農工連長帶頭拚命。一天，我正在早春冰冷刺骨的水田裏做秧板，所辦公室差人把我叫到了辦公樓，讓我準備準備，過會兒船靠岸後，去把一個“殺人犯”接到我們宿舍。就這樣，一九七七年的早春三月，我開始和“殺人犯”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
“殺人犯”姓曹，理了一個當時非常顯眼的板寸頭（也許是從犯人頭過渡來的），所以我們稱他曹頭。他原來在附近的尹山湖農場當知青。他的一個哥們兒在農場某知青連受了連長的氣，約上他和另一哥們兒，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手持木棍守在連長的必經之路上，兜頭一頓殺威棒後，往蘇州城方向逃竄。還沒進城，就被逮住了，罪名是企圖謀殺共產黨幹部。幸虧時值“文革”後期，曹頭又是從犯，下手又最輕，所以發配到我們所改造。這多少佐證了我們所的農活不是好飯水；要不然以為科研所活計輕鬆，想去我們那兒混飯吃的人，隻要棒打連長之流即可奏效，既解恨又能跳槽，這樣的好事誰不願幹？那連長們要長幾個腦袋等著挨揍？
曹頭平時言語不多，經常大塊吃肉，飯量驚人。當然所謂大塊吃肉主要是豬頭肉。往往在月底前把十五塊錢的工資用光，然後向我借錢，到下個月發工資後，悉數償還；將到月底又告磬，如此循環。
剛開始幾個星期，曹頭認定我是上麵指派監督他的。因為每次有什麼重活髒活，總是讓我們倆一起幹。曹頭幹起活來也是一個玩命的主，硬是想用這個來壓我一籌，好讓我奈何他不得。有一次指派給我倆的活是用一上午運送一畝地的田菁，距離大概百米左右，工具當然是每人一根扁擔加一根繩子。曹頭一看機會來了，倆人當即心照不宣憋著勁拚命把擔子碼高。田菁不像水稻小麥，又濕又瓷，比重其大，把扁擔壓成了弓，擔子兩頭幾乎貼到地上。最後扁擔斷了換上新的接著挑。那一次是我這輩子挑過的最重的東西。曹頭嘴上不說，心裏大概覺得打了個平手。不過說實話，因為我比他高一頭，我的擔子應該會更重些。這次拚命給我留下的永久紀念是肩周炎（不懂醫，瞎猜）。
接下來的一次我現在想想還後怕：我和曹頭差點動“兵器”。那天我倆的任務是用一袋煙的工夫把一灰潭的發酵物（紅花草＋河泥＋大糞）挖出挑到水田裏。水田剛犁過並灌滿了水，一道道犁溝，看是好看，挑著重擔踩上去，深一腳，淺一腳，活像亡命之徒，又像剛學走路的嬰兒，立場不穩，踉踉蹌蹌。肩上的擔子還直晃蕩，中間絕對不能停，一停下來愈陷愈深，再開步就難了。幹這活兩大碗白米飯下肚一個小時即餓得前脊梁貼後脊梁。可能前一天曹頭又思想彙報了，那天幹活特別別扭，我催了他一下，他幹脆耍賴不幹了。這不是存心要我一個人頂兩個人幹嘛，當即和他大吵起來，幾乎發展到劍拔弩張的地步。最後還是我咬著牙挑完了泥潭。曹頭當時還頂著殺人犯的頭銜，萬一給我一家夥往現成的潭裏一埋當肥料怎麼辦？不過當時沒想那麼多，隻是累得喘不過氣來，不想再讓工作量加倍。事後我沒和人提起這件事，從此曹頭不再和我過不去，相反，有什麼話都願和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