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分割性、不可相加性、不可逆轉性、可共享性、無限增殖性、非磨損性等特性。在將信息轉變成知識的運作中，人類的信息檢索、挖掘、發現、分析、綜合創造力是不可少的必備條件。知識隨著社會實踐、科學技術的發展而發展。人類在接受了來自人類社會及自然界的大量信息，通過實踐活動和大腦的思維活動，將這些信息結合實踐活動進行分析與綜合，形成新的認識，這種經過加工、孕育後的信息就成為知識。或者說，知識是同類信息的深化、積累，是優化了的信息的總彙和結晶。從外延上來看，知識包含在信息之中。收集、分析、利用信息通常導致創新知識。如果僅僅是擁有知識和信息，未必能取得效益，隻有使用，隻有將知識和信息應用到創新中去才能產生生命力。將信息轉化為知識，再將知識轉化為智慧，是一種動態的過程，開拓的過程，創新的過程。創新的結果是把經過信息到知識共享後得到的隱性知識上升為顯性知識並付諸實踐，成為智慧。反過來，智慧又常會轉化為新的知識，新的知識又常會轉化為新的信息。通過一定的手段和社會傳遞過程，借助於某些媒體傳遞給特定的使用者。
三、文獻
國際標準化組織《文獻情報術語國際標準》（ISO／DIS5217）對文獻的解釋是：“在存貯、檢索、利用或傳遞記錄信息的過程中，可作為一個單元處理的，在載體內、載體上或依附載體而存貯有信息或數據的載體。”圖書是文獻，報紙、期刊是文獻，錄音帶、錄像帶、光盤、電影片也是文獻。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出現了各種各樣的信息和知識的載體材料，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記錄信息和知識的方式，多媒體的出現就是這種方式的較為集中的體現。另據《國際標準書目著錄（總則）》〔ISBD（G）〕定義：“文獻是指以任意實體形式出現的，作為標準書目著錄的書目文獻實體。”我國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文獻著錄總則》（GB3792·1—83）對文獻定義為：“文獻是記錄有知識的一切載體。”
由此，我們可以認為：文獻的範圍非常廣泛。古代的甲骨文記錄以龜甲、獸骨作為材料是文獻；有文字和圖形的碑刻是文獻；竹簡和帛書是文獻；有銘文的青銅器是文獻；現今的機讀資料、電子出版物、縮微製品等等都是文獻。文獻是記錄信息或知識的物質形式，也是借以傳遞信息或知識的工具。
四、信息交流與文獻
為了實現知識的積累、繼承和借鑒，在科學技術和文化學術長期發展過程中，業已曆史化地形成了一個信息交流係統。信息交流幾乎無時不有、無處不在。對於在任何社會製度下的任何國家、團體乃至個人都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正如肖恩·麥克布賴德所指出的，信息交流“維持並活躍人們的生活，是社會文明的動力和表現；它通過千姿百態的過程和方法使人們從限於本能的階段，發展到富有靈感的階段。它創造著共同的思想和財富，通過信息的交換而加強著人們創造的共存感。它把人們的想法轉化為行動，反映出人們的各種情感和需要：從維持生命的最低的活動直至創造性或破壞性的最高級表現。交流把知識、組織和力量結合到一起，而且像一根無形的線，通過人們為改善現狀而進行的不懈努力，把人類最古老的曆史和最崇高的理想貫穿起來。”
人類信息交流有兩種最基本的方式：一種是直接交流，另一種是間接交流。直接交流，如交談、演講、授課等屬於這種類型。從圖11-1可以看出，虛線以上的直接交流過程，帶有明顯的個性，既不能與科研工作、設計、實驗工作分開，也不能由專職信息人員代勞，隻能由當事人自己完成。虛線以下的間接交流則是通過文獻或第三者中介完成的。
直接交流的曆史，可以上溯到十五六世紀時期意大利著名的文藝複興運動，傑出的藝術家達·芬奇、科學家伽利略等人的出現，標誌著當時科學技術的蓬勃發展，開始產生了一些類似學術團體的組織，從而有了科學家之間的經驗交流和觀摩訪問。我國戰國時期寄食於豪門貴族並為之服務的門客，如《史記·呂不韋列傳》中記述的“食客三千人”等，他們之間交流信息，擬訂策略則是這些門客們的主要“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