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教育兒子的這一行動，不僅必須有一個良好的開端，也必須能順利地進行下去才行。因為這10多年來，很多人一直在關注著我，包括一些文化名人，甚至政府部門也積極參與其中。
卡爾第一次成為人們談論的對象時，他才年僅8歲，那時我們還居住在哈雷附近一個叫洛豪的小村莊裏，這樣的環境顯然不適合將公眾的目光都聚集到一個孩子身上。其實這樣的事情在城市裏是習以為常，尤其是在大城市裏。
另外，卡爾與眾不同的教育曆程正好處於整個歐洲的根基搖搖欲墜之時，1807年至1808年間，我們的國家——普魯士已經麵臨崩潰。人們無心娛樂，有很多的話題可以談論：重大或可怕的事件、焦慮、希望、渴望得到幫助、失望。隻有這些才能引起人們的注意，日常生活已經被忽略了。
如果在這些劃時代的事件中，一個孩子的成就可以占據一席，那這樣的成就必定是非常可觀、非常重要的。事實上就是這樣的。
那個時期對我們尤其不利，當時人們對學習知識上的早熟現象有一種明顯的偏見。像薩爾茲曼、坎佩、特拉普等人，他們長期以來強烈反對這種觀點，有意地用以前的例子來證明早期教育的危害性和無用性，甚至指責這是“溫室教育”的產物。
我滿懷敬意地分析他們的觀點，我必須承認，在這個問題上我和他們的意見一致，當我看到在我的指導下也發生了一些令我感到擔心的事情後，我也存在疑慮。
當關於卡爾的新聞第一次出現在報紙上（由《漢堡記者報》一位名不見經傳的記者撰寫的，詳細介紹了我兒子在莫澤堡接受公開和秘密測試的情況），人們都認為這不可信又沒有意義。一位丹麥的專家甚至否認整個事實。就是這樣看起來不可思議的事情，很快就開始獲得人們的信任。經過反複的測試，一大批傑出人士，以及大量學術團體和大學，紛紛在證明書上簽名。很快，支持的聲音從四麵八方響起，大家都接受了這一既定事實。
由於戰爭和戰爭帶來的可悲後果，那個動蕩不安的特殊時期幾乎將一切破壞殆盡。普魯士看起來像是永遠被摧毀了，居民日益流失，我生活在這個王朝勢力的最盡頭，因為洛豪四周都被撒克遜人包圍了，我們在那裏不會得到什麼支援，如果我不想讓卡爾的發展停滯不前的話，就不得不離開這個村莊。
我不能再指望普魯士了。法國人隻想得到錢，而不想拿錢出來。由於我在物質上已經沒有過高的要求，撒克遜人根本就不會有要做出點什麼事情的想法。我生活在一個不錯的教區，與家人在一起的生活非常舒適，即使是在萊比錫，我們也非常享受我的工作給生活帶來的快樂。
那時，我對兒子的教育仍處在萌芽階段。無數人對可能出現的不幸後果憂心忡忡：“到他十二三歲的時候，這個可憐的孩子就會死去，或者就徹底毀了。”他們常常這麼說，而且言辭當中確實透著憂慮。
不過，萊比錫這座城市和這裏的大學表現出了驚人的團結，不僅為我兒子提供了一筆數目相當可觀的獎學金，還為我和我的妻子提供了非常慷慨和有利的條件，這使我下決心放棄了在教區的工作，前往萊比錫生活。每一個明智的人都能想到，在做出這樣的決定之前，必定會仔細調查情況並對我兒子進行反複的測試。
法國的威斯特伐利亞政府就是這樣處理的。他們對我兒子進行反複測試，最終打消了疑慮，為我提供錢財上的支持。即使是在俄國人攻打卡塞爾期間，他們也未曾停止給我定期彙款。
威斯特伐利亞政府倒台以後，我的朋友和資助人承擔起照料我和我兒子的工作。而我的祖國普魯士當時深陷結局難料的戰爭中，7年來它已經精疲力竭、資源枯竭。而漢諾威、布倫斯威克和海塞爾迫不及待地發布政策，要求從其他州遷來的人都應該自己修建家園，卻堅決拒絕了來自威斯特伐利亞政府的任何請求。然後，我遞上推薦信向這3個州求助，並承諾我將合理地利用每一筆錢，雖然當時他們也很需要錢，但都慷慨地滿足了我的要求。
當時普魯士的很多上層人士都鼓勵我向我們的君主政體求助。但時局不利，我很長時間都不敢做出決定。後來，在他們的多次呼籲下，我謹慎地試探了一下，卻收到了一個最慷慨大度、最令人鼓舞的結果。確實，在做了進一步的調查後，我確信自己可以返回普魯士了。在柏林生活的最後兩年裏，我們深深地感受到了皇室對我們的關注和恩惠。
由於近10年來一直沒有受到幹擾，即使是意見不同，甚至相互敵對的專家、政治家，乃至君主都能積極地達成一致，協助合作，他們為這個事情做出了犧牲自然會得到回報、取得成功。
大量表示祝賀和真切關注的信件像雪片一樣飛來，其中絕大部分人我並不認識。人們紛紛向我表達他們的友好、祝福、尊敬和真摯的同情，這一切都證明我的努力取得了成功。我在我的祖國以及其他國家贏得了尊重，若不是那樣，那就是我的眼睛、耳朵、感覺，還有我的智力在欺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