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認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旗幟鮮明地提出了爭奪天下的戰略目標。作者指出，戰略的最高境界在於不戰而屈人之兵，即“全勝不鬥，大兵無創”，“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
為了實現全勝的戰略目的，必須以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為後盾，必須實現國富兵強，同時爭取人心，以道義號召天下。
作者認為，國家的安危禍福，關鍵取決於統治者是否賢明，“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作為國君，應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治理國家，必須以愛民為本，必須克製私欲，以義為先，順乎民心，清靜無為。要努力做到賞功罰罪，輕徭薄賦，獎勵農桑，撫恤孤苦。隻有這樣，才能贏得百姓的支持，使老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同時，必須嚴守君臣之間的禮儀和行為規範，君主要體察下情，施惠於民，臣子要恭敬服從、盡心王事。為了確保君主的權威，君主必須去除奸佞，舉用賢才，嚴格考察群臣和各級官吏。此外，還必須牢牢把握住事關國家經濟命脈的農、工、商三大產業（即“三寶”）。隻有這樣，才能“以全勝爭於天下”。
作者特別強調仁人聖君在曆史轉折關頭的重大作用，認為：“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當天下安定時，仁人聖君就隱而不露，努力積蓄力量，收買人心。而一旦天下大亂、群雄並起時，仁人聖君就會奮起撥亂反正，建立功業，即所謂“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為之先唱，天下和之”。為了確保勝利，要求仁人聖君必須對整個戰略形勢作出準確的判斷，詳觀天道、人道，細察人心、人意和人情，等到時機確已成熟，方可舉事。這就是書中所說的“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見，乃伐之”。
除了不斷壯大自身力量之外，還必須采用各種手段打擊和削弱敵人。書中列舉了“文伐”十二法，都是從外交、政治等方麵采用權謀詭詐的手段，擴大敵人內部矛盾，分化、瓦解和削弱敵人，為從軍事上消滅敵人創造條件。作者指出：“十二節備，乃成武事。”
二、戰爭謀略
與先秦時期的其它兵書一樣，《六韜》極端強調謀略和策略的重要作用。書中說：“不知攻戰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戰爭謀略是指導戰爭的靈魂，直接決定著戰場的態勢和戰爭的勝負。
書中認為，作戰的態勢要依據敵人的行動而決定，戰術的變化產生於敵我雙方臨陣對壘的具體情況，奇正的運用來源於將帥無窮的智慧和謀慮。
在作戰指導上，作者首先強調：“凡兵之道，莫過乎一。”即必須做到集中兵力，統一部署，統一行動，統一指揮。同時又強調必須根據戰爭形勢的變化，靈活機動地用兵：“凡用兵之法，三軍之眾，必有分合之變”。將統一性和靈活性有機地結合起來。
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要求將領全麵準確地判斷敵情、我情，適時把握戰機，出其不意地打擊敵人。書中說：“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複疾擊其不意。”一旦戰機到來，指揮官的決心必須堅定、果敢，不可有絲毫的猶豫和遲疑。正如書中所雲：“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同時還必須保證作戰行動的突然性，要做到“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暝目”，兵貴神速，速戰速決。
作者強調，將領在運用謀略時要力求做到神秘莫測。為此，首先必須確保作戰意圖和作戰行動的隱蔽性，重視保密工作。書中的《陰符》、《陰書》二篇都體現了這一觀點。其次，必須實施巧妙的戰略偽裝，欺騙和迷惑敵人。要先示弱於敵，以助長敵人的恃強心理和驕狂氣焰，使其走向反麵。書中說：“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