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作為我國古代兵書的集大成之作，是對我國古代軍事智慧的高度總結，具有承先啟後的重大意義。明代茅元儀在其《武備誌？兵訣》中講：“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此後兩千多年裏，凡兵學家研究軍事問題，軍事家指揮軍隊作戰，莫不以此書為鼻祖。自《孫子兵法》誕生以後，兵學立刻成了一門“顯學”，與儒、道、法、墨諸家並駕齊驅。戰國時期，群雄割據，戰爭頻繁，談兵論戰的人很多，大都是從《孫子兵法》中尋找依據。《韓非子？五蠹》講：“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呂氏春秋？上德》中也說到“闔閭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孫”即孫子，“吳”是吳起，二人都是傑出的軍事理論家和將領，所以曆來“孫吳”並提。當時齊國的著名軍事家孫臏更是繼承和發展《孫子兵法》的典範。孫臏是孫子的四世孫，其軍事上的天賦和才能得益於家學淵源。他不但在實際指揮作戰中功勳卓著、成為一代名將，而且在軍事理論上也有突出的建樹，著有《孫臏兵法》。《孫臏兵法》和《孫子兵法》在體係和風格上一脈相承，互相輝映，以至後人將孫武和孫臏並稱為“孫子”。由此可見，《孫子兵法》成書不久就已經廣為人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對《孫子兵法》的原理的運用，在當時已經超出軍事範圍，應用於政治、經濟和醫學等方麵了。
中國曆代軍事著作中引用《孫子兵法》文句的不可勝數，如戰國時期的《吳子》、《尉繚子》，漢代的《淮南子》、《潛夫論》，唐代的《李衛公問對》，宋代的《虎鈐經》，元代的《百戰奇法》，明代的《登壇必究》、《紀效新書》，清代的《曾胡治兵語錄》等等。
軍事家直接用《孫子兵法》指導戰爭的，更是不勝枚舉。
秦朝末年，項梁曾以《孫子兵法》教過項羽。陳餘引用“十則圍之，倍則戰之”。
漢代名將韓信自稱其兵法出於孫武，並運用“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的理論指揮作戰。黥布曾認為“諸侯戰其地為散地”，語出《孫子兵法》。漢武帝也曾打算以《孫子兵法》教霍去病。東漢名將馮異、班超對孫子書也很精通。
三國時期，蜀相諸葛亮認為：“戰非孫武之謀，無以出其計遠”。意思是說，孫子十三篇所講的謀略都是高瞻遠矚，從戰爭全局出發的。
魏武帝曹操也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軍事家，對曆代兵書深有研究。他對《孫子兵法》備極推崇，曾經讚譽道：“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也就是說，他雖然讀過許多軍事著作，但隻有《孫子兵法》最為精深。書中詳審的計謀、慎戰的思想、明智的策略、深遠的考慮，都是不容誤解的。曹操不但在實踐中運用《孫子兵法》克敵製勝，而且十分重視對這部“曠世兵典”的整理研究，成為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為《孫子兵法》作注釋的軍事家。
唐太宗深通兵法，在他跟名將李靖的軍略問對中，處處提到孫子，對“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這一戰略思想尤其欣賞，並且把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推崇為“至精至微，聰明睿智，神武不殺”的最高軍事原則。
宋代仁宗、神宗年間，因抵禦邊患的需要，朝廷設立了“武學”（軍校）以培養將才，編訂了以《孫子兵法》為首的七部兵書（即《武經七書》）作為必讀教材。從此，《孫子兵法》正式成為封建王朝官方軍事理論的經典，沿至明清而不衰。宋代學者鄭厚曾認為：“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大學》）、《傳》（《左傳》）之流，孟、荀、揚諸書皆不及也”，把《孫子兵法》推到高於儒家經典的地位。當時的著名將領如嶽飛、李綱等，都曾從《孫子兵法》中受益。
明朝抗倭名將戚繼光對《孫子兵法》中闡述的軍事思想也十分欽服，曾說道：“予承乏浙東，乃知孫武之法，綱領精微，為莫加焉。……猶禪家所謂上乘之教也”。著名學者李贄對《孫子兵法》和孫武其人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認為“孫子所以為至聖至神，天下萬世無以複加者也”。
到了近代，《孫子兵法》的聲譽更隆、影響更大。孫中山曾講：“就中國曆史來考究，二千多年的兵書，有十三篇（即《孫子兵法》），那十三篇兵書，便成立了中國的軍事哲學”，將這部兵書看作中國軍事理論的奠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