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入鹹陽後之後，在張良和蕭何的勸諫下，沒有為難城中百姓，甚至連秦王子嬰和秦朝的官員都沒有為難。將秦朝的珠寶、錢財、府庫等物品全部封存，隨後便還軍霸上。
其實，劉邦入關之後，不僅僅是將秦王宮中的所有物品封存，在此期間，他還實施了一係列具有遠見的政策條令。劉邦將鹹陽城中的百姓全部召集起來，並當眾宣布了一些條令，其中最為著名的一項就是輕刑罰。他當眾宣布道：“各位父老鄉親，你們一直生活在秦朝嚴苛的法律之下，所經曆的痛苦必然已是忍無可忍了。根據秦朝法律，如果有人膽敢說朝廷的壞話，就要被株連九族；如果有人膽敢聚集起來說閑話，就是犯了棄市之罪，要被處以極刑。如今，我劉邦率先進駐鹹陽，之前我跟各路諸侯約定，誰先攻入鹹陽，誰就是關中王。如今，我暫代關中王一職，跟廣大的父老鄉親約法三章：第一，殺人者，判處死刑；第二，傷人者，承擔責罰；第三，偷盜者，承擔責罰。除此之外的一切法律條令，全部廢除。秦朝原屬官吏，依然官居原位，不進行調動或更換。”
如此，無論是老百姓，還是秦朝官吏，聽到劉邦宣布的約法三章後，全都一致讚同，而為了感謝劉邦，城中百姓爭先恐後地為劉邦的將士送上牛羊酒食。劉邦則約束麾下將士，一律不準接受百姓送的東西。這一舉動，幫助劉邦贏得了更多人的支持，人們紛紛要求劉邦做秦王。這些安民措施，讓劉邦得到了廣大百姓的認可和支持，對於他日後經營關中，然後以此作為根據地同項羽共爭天下，奠定了群眾基礎。後來，項羽和其他諸侯殺進鹹陽，不僅殺了秦王子嬰，還在鹹陽城中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最後甚至一把大火燒了鹹陽城，真是深負眾望。
其實，不為人知的是，當時蕭何已經將秦朝的全部地圖和圖書資料收了起來。這就讓劉邦掌握了天下各地的要塞，各地的人口以及山川形勢等等，為劉邦在楚漢之爭中取得勝利奠定了基礎。
蕭何這樣做不但保存了己方實力，還為日後的反擊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如果沒有像他一樣的謀士在劉邦身邊高瞻遠矚，精心布置，相信鹿死誰手還真的很難定論。值得一提的是日後為大漢江山立下蓋世功勞，被後人稱為“軍神”的韓信，也是在關鍵時刻被蕭何舉薦，登台拜將的。
宋代著名詩人王安石的《登飛來峰》中有一句：“不畏浮雲遮望眼，隻緣身在最高層。”此詩道盡了成功的真諦，隻有站得高，才能望得遠。
陳寅恪先生也說：“要想成功，就必須學會總結事物發展的規律——掌握了事物的發展規律，才能根據利益差異來進行戰略布局，而此時，就需要戰略製定者具備長遠眼光，這樣才能統領全局。”
叁
交朋友一定要意見相同嗎
象牙塔裏的學者往往喜歡安靜，社交圈相對較窄，也不熱衷於參與什麼與學術無關的社會活動。越是頂尖的學者，越能體現這個特點。例如，陳寅恪先生就是性格內斂、極少應酬的人。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不懂得與人交朋友。他的朋友大多數也是學術圈的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胡適與吳宓。
世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葉子，也不存在兩個意見完全相同的人。相對而言，非學術圈人士更容易求同存異，而學者以探尋真理為目標，所以會帶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固執。學術問題本來就是爭論很多，持不同觀點的學者往往關係勢同水火。陳寅恪先生雖然得到了梁啟超、王國維等人的高度評價，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受所有人歡迎。比如，錢鍾書先生就因為學術分歧一直對他不以為然。不過，與陳寅恪學術分歧更嚴重的胡適，反而與陳寅恪維持了20年的友誼。
那一代國學大師，幾乎都有留學海外的經曆，隻不過方向未必一致。有的就近留學日本，有的遠赴大洋彼岸的美國（例如胡適）。而陳寅恪自從12歲隨兄長陳衡恪東渡日本開始多次遊學海外，在日本、美國、歐洲的多所高校都留下過足跡。兩人都受過西方學術訓練，致力於新史學的構建工作，但思路卻截然相反。
胡適治史是以西方實證主義為工具，對傳統史料提出大膽質疑，故而世人將其視為“疑古派”。陳寅恪則是以整理史料為起點，構建新史學理論，和王國維一樣具有較濃的傳統經學色彩。如果說胡適是以全盤西化為旨歸來尋找能與西方文化接軌的傳統資源，那麼陳寅恪的想法則是立足於中國民族文化本位來吸收外來文化成果。這顯然是兩條背道而馳的學術路線。
除了學術見解分歧外，陳寅恪與胡適的性格也有很大差異。陳寅恪是純粹的學者性格，好靜不好動，對社交應酬缺乏熱情。胡適則恰恰相反，外向開朗，熱衷社交。在民國那一代國學大師中，朋友圈最廣的要數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