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兩人都不容易產生友誼。但事實上，他們從1928年起就不斷通過書信保持往來。最開始，兩人的書信基本上還是圍繞著學問來展開。比如，請對方來訂正自己文章的錯訛，表明對對方新作品的閱讀心得。盡管見解未必一致，但陳寅恪以此方式與比自己小一歲的胡適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打算聘請一位中國學者做漢學教授，這個漢學教授可以獲得“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的稱號。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與胡適都向英國牛津大學推薦了陳寅恪。在兩人的努力下，英國牛津大學果然聘用了陳寅恪。可惜的是，恰逢太平洋戰爭爆發，世界局勢動蕩，陳寅恪未能成行。不過，從此事不難看出胡適對陳寅恪的惺惺相惜之意。
其實在陳寅恪眼中，胡適也堪稱經天緯地的才子。他對胡適的支持絲毫不亞於胡適對自己的幫助。
民國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長蔡元培於1940年病故，致使中央研究院需要一位新院長，而陳寅恪雖然素來不關心也不介入政治事務，但他這次破例特意跑到重慶給胡適投票，推薦他出任新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最終，新院長由蔣介石指定的顧夢餘擔任。陳寅恪未能如願，對此大發牢騷，言下之意是胡適在外國學界有聲望，才是最合適的人選。
如果說陳寅恪與胡適是“和而不同”的學術朋友，那麼他與吳宓堪稱全方位的知交。
1919年，吳宓與陳寅恪在美國哈佛大學相識。吳宓比陳寅恪大5歲，兩人一見如故，常結伴在查理士河畔散步，討論問題。吳宓對陳寅恪評價極高，他給國內的朋友寫信時說：“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後來，吳宓走遍亞歐美三大洲，廣交當時各路知名學者，依然堅持認為陳寅恪是當時最博學的人，並稱陳寅恪“雖係吾友而實吾師”。
六年後，吳宓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當主任。他上任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趕緊將老友陳寅恪聘請為“導師”。從此以後，陳寅恪與吳宓在清華共事多年，常常聚會盤桓。
陳寅恪的交友之道，充分體現了儒家“友直，友諒，友多聞”的特點。他一方麵尊重朋友的個人決定，另一方麵又會給朋友提出忠告。
吳宓離婚之事被輿論所不諒解。在眾朋友中，唯獨陳寅恪尊重其個人決定，而不橫加指責。吳宓主辦《學衡》雜誌，又擔任了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的主編，不少人羨慕他有自己的學術陣地。誰知陳寅恪卻勸他將精力集中於讀書著作，不要為過多的雜務勞心分神。前者體現了陳寅恪對朋友的包容和諒解，後者則反映出他為朋友著想的耿直。因為此故，吳宓一輩子都將陳寅恪看作良師益友，也對他十分關心。
抗戰爆發後，陳寅恪與吳宓相繼隨著清華大學各單位南遷。兩人在萬裏之遙的昆明再度聚首，常常一起討論時局。
前麵提到胡適推薦陳寅恪去英國牛津大學任教一事，也發生在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遷後聯合辦學，組建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時期。陳寅恪接受了牛津大學的邀請，原計劃在1939年夏去英國。吳宓為他踐行，並寫下《己卯端陽餞別陳寅恪兄赴英講學》與《陳寅恪兄赴牛津講學行有日矣》兩首贈別詩。
由於歐洲處於戰亂狀態，陳寅恪沒能成功赴英，在香港滯留一段時間後又回昆明授課。次年暑假，陳寅恪到香港等待去英國的機會。此後兩人分別數年，但在此期間他們都一直掛念對方的情況。
縱觀陳寅恪的一生，無論是有學術分歧的朋友，還是誌同道合的朋友，他都真誠以待，互相幫助。由此可見，朋友並不一定要意見完全相同，隻要能求同存異，就可以保持良好的關係。
肆
學者的意誌有多堅強
學術研究要求人們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勞苦，無論在何種環境下，都不放棄對真理的追求。陳寅恪先生的遊學閱曆很廣，有著深厚的學術功底。他一生中遭遇了許多時代劇變帶來的衝擊，但這並沒有讓他放棄學術研究，他依然取得了輝煌的成果。有人說陳寅恪是民國的學術“男神”，而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應該算是一名令人肅然起敬的學術“硬漢”。
出身名門卻沒活在太平盛世，是陳寅恪的不幸，卻又是他的幸運。如果沒有跌宕起伏的經曆，也許我們永遠無從知道陳寅恪追尋真理的意誌有多麼堅強。
在抗日戰爭爆發前，民國進入了學術的“黃金時代”，陳寅恪也在這段時期中潛心研究和治學，取得了不少成果。隨著戰禍的來臨，北京大學師生為躲避日軍鐵蹄而南遷。陳寅恪與吳宓等少數人留守，後來隨之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