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史是陳寅恪先生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他在這方麵的造詣絲毫不亞於史學研究。在研究古典文學史時，他不光是鑒賞其文采意境，還用史學研究方法分析該作品的曆史背景與所含信息。
在陳寅恪先生看來，文學作品也是有史料價值的，文化運動往往涉及到了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變革。他寫下《論韓愈》一文，就是為了讓世人更好地了解韓愈與古文運動的關係。按照他的說法，韓愈提倡古文、反對駢文的文學改革，不僅僅是為了革除時人華而不實的文風，更是想恢複先秦兩漢散文“文以載道”的特征。從根本上說，他的古文改革是為其“反佛振儒”的目標而服務的，古文改革在唐朝受到了很大的阻力，直到北宋時期，古文才漸漸成為全社會的主流，故而韓愈也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
陳寅恪先生晚年最重要的作品是《柳如是別傳》。他對河東君柳如是的才學與人品推崇備至，故而不惜忍受病痛目盲之苦，以驚人的毅力為其著書立傳。通過這部傳記，明末清初的滄桑巨變可見一斑。這也反映出陳寅恪先生“了解之同情”的文學研究思想。
考證文學作品中的事實原委，是陳寅恪先生研究古典文學的一個重點。他在研究白居易的作品時，曾對《琵琶行》的故事背景做了細致地考訂，對《舊唐書》所載的白居易被貶為江州司馬的原委提出了大膽質疑。而在研究《長恨歌》時，他將其與陳鴻的唐傳奇小說《長恨歌傳》進行了對比研究，並指出唐傳奇的興起與韓愈等人發起的古文改革有很大關係。
陳寅恪先生開創了古代文學史研究的許多先河，對後世學者有著深遠的影響。
壹
韓愈首倡的古文改革成功了嗎
從中唐時期開始到兩宋，有一群文人士大夫發起了一場文體改革運動。其主要內容是倡導“古文”，反對六朝以來追求聲律、辭藻、排偶的“駢文”。這場文化運動史稱“古文改革”，首倡者是唐朝文學家、詩人韓愈。他將“古文”定義為先秦兩漢的散文。他改革文風的主要意圖在於，排斥當時流行的佛、道，複興日益式微的儒學。在他看來，先秦兩漢之古文最大的特征是“文以載道”，通過文字來傳播大道（主要指儒家思想）。而當時文人沉溺於華而不實的“駢文”，對振興儒學之道毫無益處。他的主張得到了唐朝文學家、詩人柳宗元的支持。
盡管名垂後世，韓愈的古文改革並非一帆風順，反而遭受了極大的阻力。這是由於長期累積的社會政治文化因素所造成的。
在中國文學史上，先秦諸子散文與唐詩、宋詞、元曲一樣是一個難以超越的文化巔峰。先秦散文最大的特色是質樸自由，不拘泥於死板的格式，表現手法靈活多樣，言之有物，文采與道理俱佳。兩漢在繼承先秦散文優點的同時，也發展出與之相對的“駢文”。
駢文是種華麗的文體，對辭藻、用典、音律、排偶都有很嚴格的要求。要寫出一篇精美的“駢文”，需要很深厚的文學功底。自從兩漢以來，駢文逐漸成為了社會上的主流文體，到了南北朝時更是極度盛行，甚至連官府公文也摒棄了樸實、簡明、嚴謹之風，不堆砌華美的辭藻就不舒服。客觀地說，駢文中當然也有文理俱佳之作，但更多是一些形式呆板、內容空洞的刻意之作。華麗則華麗矣，就是不能好好說話。於是，駢文的過度繁榮反而束縛了南北朝的文學發展。
早在北朝之時，有識之士就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例如，西魏大臣蘇綽，曾經模仿先秦經典《尚書》作《大誥》，向全社會提倡商周時期的古文。但這次改革未見成效。
隋文帝楊堅上台時，下詔禁止“文表華豔”，試圖以皇權之力強行扭轉。大臣李諤上書奏請革除這種無病呻吟的行文頹風。但都落得個不了了之的結局。初唐時期的文壇，依然是以駢文為主流。不說別人，連一代雄主唐太宗李世民寫文章時也推崇浮華文風。
初唐四傑之首的王勃也曾提議整頓駢文之弊，史學家劉知幾也倡導“言必近真”與“不尚雕彩”的寫作風格。問題是，他們自己依然用駢文來搞創作。從盛唐到中唐前期，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等人以散文寫作，並宣揚“宗經明道”的文學觀念。這對後來的韓愈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唐朝官府公文、科舉取士都采用駢文而非散文。如此一來，上行下效，朝野更加不會舍棄駢文這一流行數百年的文體。駢文具有根深蒂固的社會土壤，甚至被世人看作是當朝文明風華的象征。這股強大的思潮，是韓愈發起古文改革的最大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