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指出：“唐太宗崇儒學，以統治華夏，然其所謂儒學，亦不過承南弱朝以來正義義疏繁瑣之句章耳。又高宗、武則天以後，偏重進士詞科之選，明經一目僅為中材以下進取之途徑，蓋其所謂明經者，止限於記誦章句，絕無意義之發明，故明經之科在退之時代，已全失去政治社會上之地位矣。”
這段話的大意是說，唐太宗以儒學統治天下，但他所推崇的“儒學”其實不過是南朝以來那種“正義”“義疏”等繁瑣的文句章節而已。唐高宗、武則天以後，朝廷科舉製偏重進士詞科（主要考詩詞文采），傳統的明經科隻是用了選拔一般人才的渠道。而且，明經科的考試內容隻不過是背誦儒家經典的章句，而不再闡發關乎社會時事的策略。所以，明經科在韓愈所在的時代，已經完全喪失了原先的政治社會地位。
不少人認為，科舉製是維護儒家學派獨尊地位的重要利器。因為科舉考試的內容無非是從儒家經典中得出，越到後麵的王朝越是如此。但在唐朝，科舉製還處於初級階段。不僅考試製度不如宋朝那樣完善，取士人數也遠少於宋朝。而且，最重視儒學的明經科在中唐時走向衰弱，從而加劇了儒學式微的局麵。況且，明經科考試也以駢文為主要文體，這對古文改革的推行十分不利。
與此同時，佛教中人對文風的變革，也刺激了韓愈改革古文的強烈願望。
陳寅恪又說：“南北朝後期及隋唐之僧徒亦漸染儒生之習，詮釋內典，襲用儒家正義義疏之體裁，與天竺詁解佛經之方法殊異。如禪學及禪宗最有關之三論宗大師吉蔵天台宗大師智覬等之著述，與賈公彥、孔穎達諸儒之書其體製適相冥會。新禪宗特提出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一掃僧徒繁瑣章句之學，摧陷廓清，發聾振聵，固吾國佛教史上一大事也。退之生值其時，又居其地，睹儒家之積弊，效禪侶之先河，直指華夏之特性，掃除賈、孔之繁文，原道一篇中心旨意實在於此。”
在陳寅恪先生的眼中，南北朝後期至隋唐的僧侶也深受當時儒生影響。在解釋佛家經典時采用了儒家經學的正義義疏題材。這與佛教故鄉天竺（指印度）學者解讀佛經的方法迥異。禪宗大師們的著述，與賈公彥、孔穎達等鴻儒著作的文體相似。
但是新禪宗（指中國禪宗六祖慧能改革後的禪宗）脫離了原先給佛經作注疏的修行方式，而提倡“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新修行之法。此舉不僅降低了學佛參禪的門檻，更讓外來佛教變得高度本土化，還一掃諸儒繁瑣之文風。這與韓愈在《原道》中倡導的主旨殊途同歸。
陳寅恪先生認為，韓愈發動的古文改革，實為一場“尊王攘夷”的振興儒學運動。之所以從改革文體入手，是因為追求辭藻與對仗格式的駢文，不適合用於宣傳儒家道統。隻有“古文”才能充分表達思想精神，此之謂“文以載道”。
在韓愈的身體力行下，古文運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韓愈留下了不少美文傳世，也啟發了後來的儒者創建新儒學。但遺憾的是，這場運動隨著韓愈的去世很快陷入低穀。
盡管高居唐宋八大家之首，耐人尋味的是，當時的大多數人並不買韓愈的賬。例如，韓愈曾經輔佐過的著名宰相裴度，裴度雖然賞識韓愈為人，但並不喜歡他的文章。裴度曾在《寄李翱書》中批評韓愈等人的文章有“磔裂章句，隳廢聲韻”的過失。他的意思是，韓愈的“古文”破壞了駢文的句式美與聲韻美，而左右是讓文章失去了和諧之美。
駢文格式多用四六句，句式整齊，看起來華麗悅目，讀起來朗朗上口。這就是駢文一直經久不衰的根本原因。而韓愈等人效法“古文”所寫的文章，句式長短錯落，靈活多變。一個是整齊對稱，一個是法無定法，兩種截然相反的審美觀自然無法認同彼此。此外，韓愈的學生皇甫湜、孫樵等人雖繼承了老師崇尚古文的理念，卻把文章寫得奇險生僻。古文創作因此落入歧途，除了韓愈、柳宗元兩位大家外，乏善可陳。中唐文人大多不看好韓、柳二人的文章。直到北宋初年的文人刊刻韓、柳集子時，二人的文章才開始得到文壇的重視。這從《舊唐書》與《新唐書》的差異中可以得到佐證。
《舊唐書》成於五代十國的後晉時期，對韓愈的文章是批評多於肯定，推崇駢文而不喜古文。這與後晉時期盛行駢文的大背景息息相關，當時唐朝已經滅亡多年。在《舊唐書》中，中唐以後的文學家首推元稹、白居易兩位擅長寫駢文的好手。兩人的詩歌文章被視為唐朝文學的頂峰。需要注意的是，白居易的駢文經過改良，比那些靡麗的尋常駢文要古雅得多。此外，他試圖以文學創作來影響教化的目標與韓愈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