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於宋代的《新唐書》則不同，其編者歐陽修、宋祁都寫得一手漂亮的古文。唐朝的古文倡導者行文往往有艱澀難懂的缺點，尹洙、歐陽修、蘇軾等文學家將古文寫得明白流暢而又優美古雅，於是古文漸漸取代了華而不實的駢文成為社會主流文體。第二輪古文運動獲得了成功，故而唐宋八大家中，唐人隻有兩個，而宋人有六個。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新唐書》才推翻《舊唐書》的觀點，將韓愈、柳宗元視為唐代文學的最高峰的。
清朝古文家薑宸英對此有很精當的總結。他說：“古文自韓、柳始變而未盡，其徒從之者亦寡。曆五代之亂，幾沒不傳。宋初柳（開）、穆（修）闡明之於前，尹（洙）、歐（陽修）諸人繼之於後，然後其學大行。”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古文改革從唐朝的韓愈、柳宗元開始，但沒有達到完善的地步，追隨者很少。曆經五代十國之亂，古文改革幾乎中斷不傳。北宋初期的柳開、穆修等人重新發起了古文改革，尹洙、歐陽修等文學家將其發揚光大，最終才讓古文盛行。
貳
為什麼古文改革直到宋朝時才成功
古文改革始於中唐，成於北宋。古老的先秦兩漢散文再次以新的形式成為文壇主流，取代了駢文在數百年間的統治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說，《新唐書》把韓愈視為唐代文章第一人，是古文改革成功的一大標誌。俗話說得好，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因為文章高下不像武功那樣有唯一的評判標準，往往是蘿卜、白菜各有所愛。隻有當一個人的文章成為一代人爭相效法的標杆時，才會被視為一代文壇領袖。
而韓愈在當朝時雖也有文采之名，但並不是唐朝文壇的主流。直到宋朝，他發起的古文改革才真正成功，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才得到世人公認。若非如此，他也不可能成為“唐宋八大家”之首了。對於韓愈在古文改革運動中的影響，陳寅恪先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他說：“則知退之（指韓愈）在當時古文運動諸健者中，特其承先啟後作一大運動領袖之氣魄與人格，為其他文士所不能及。退之同輩勝流如元微之、白樂天，其著作傳播之廣，在當日尚過退之。退之官之低於元，壽之短於白，而身歿之後，繼續其文、其學者不絕於世，元白之遺風雖尚流傳，不至斷絕，若與退之相較，誠不可同年而語矣。”
中唐及晚唐時期寫古文的，不止韓愈、柳宗元，但在陳寅恪先生看來，隻有韓愈稱得上是承前啟後的文學運動領袖，其他文壇名士在氣魄與人格上沒達到韓愈的程度。在當時，元稹、白居易的作品流傳更廣，更受文壇歡迎。韓愈的官位不如元稹高，壽命比白居易短，但是元白二人的文章風格雖有流傳，卻不像韓愈那樣有不絕於世的效仿者。
陳寅恪先生指出：“退之所以得致此者，蓋亦由其平生獎掖後時，開啟來學，為其他諸古文運動家所不為，或偶為之而不專其意者，故‘韓門’遂因此而建立，韓學亦更緣此而流傳也。世傳隋末王通講學河汾，卒開唐代貞觀之治，此固未必可信，然退之發起光大唐代古文運動，卒開後來趙宋新儒學新古文運動，史證明確，則不容置疑者也。”
韓愈寫過一篇很著名的散文叫《師說》。他自己就是個好為人師的人。其他古文運動倡導者，更多是自己寫文，而很少收徒弟。就算偶爾點撥一下後起之秀，也並不專以師道授業。韓愈則不同，教後輩就認真教習，從而開創了一個“韓門”。盡管他的弟子大多沒能學到精髓，甚至導致古文運動走入了一個死胡同，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對傳播韓愈的文學主張大有裨益。在陳寅恪先生看來，韓愈開啟的古文運動，為後世的趙宋王朝打開了新儒學、新古文運動的大門。陳寅恪先生還用隋末名士王通的事跡來做對比。
王通，字仲淹，號文中子。他曾經向隋文帝楊堅上奏《太平十二策》，主張“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驗今，運天下於指掌”。隋文帝對此頗為讚賞，但在下議公卿時遭到排擠。此後，王通的仕途也不太平坦，於是辭官回老家河東郡龍門縣通化鎮著述講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