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書載，王通耗費九年時間完成了《續詩》《續書》《禮論》《樂經》《易讚》《元經》六部作品，史稱《續六經》或《王氏六經》。他隱居河汾地區講學時，有許多名士紛紛聽講。據《文中子》稱：“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征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
其中，溫彥博、杜如晦、房喬（即房玄齡）、杜如晦、魏征、李靖幾位都是初唐時的名相良將，都在唐太宗的淩煙閣二十四功臣之列。從這個意義上說，“貞觀之治”是王通門人共同努力的結果。
雖然，陳寅恪先生對這個說法表示存疑，舉得此事“未必可信”，但他借用這個說法，是為了表明韓愈開創後世新儒學與新古文的不朽功績。
陳寅恪先生指出：“退之以諫迎佛骨得罪，當時後世莫不重其品節，此不待論者也。今所欲論者，即唐代古文運動一事，實出安史之亂及藩鎮割據之局麵引起。安史為西胡雜種，藩鎮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漢人，故當時特出之文士自覺或不自覺，其意識中無不具有遠則周之四夷交侵，近則晉之五胡亂華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為古文運動中心之思想也。”
在陳寅恪看來，韓愈發起古文運動的根本目標不僅僅是“反佛振儒”，還上升到了“尊王攘夷”的層次。
尊王攘夷是春秋時管仲提出的方針，“尊王”指的是尊崇代表華夏文明正統的周王室，“攘夷”指的是排斥東夷、西戎、北狄、南蠻，即周邊少數民族。尊王攘夷思想對曆代中原王朝影響深遠，到了號稱“華夷如一”的唐朝，這種思想一度衰退，但又被韓愈等人給提了出來。
為什麼陳寅恪先生認為古文運動的中心思想是“尊王攘夷”呢？這與中唐時期的大背景有關。
陳寅恪先生將“安史之亂”與藩鎮割據的局麵與民族文化問題聯係起來，安祿山與史思明都是胡人，而割據最厲害的河朔藩鎮不是胡族就是胡化漢人。“安史之亂”前，大唐很強盛，對周邊民族有著強大的控製能力與融合能力，周邊民族也尊稱大唐皇帝為“天可汗”。但在“安史之亂”時，唐朝勢力急劇衰弱，後來在平定叛亂過程中屢屢借助異族兵馬，不複當年“天可汗”號令諸胡的威望。所以，中唐時的文士普遍體會到春秋時四夷交侵的危機感，而再加上晉朝時五胡亂華的慘痛記憶，中唐文士們自然希望“尊王攘夷”，解決藩鎮割據與周邊胡患。佛教來自西方天竺，興盛於南北朝，被士大夫們看作是與儒教對立的胡人文化，故而遭到他們激烈地排斥。
韓愈曾經做了一件轟動一時的事——諫迎佛骨。這件事讓他差點惹來殺生之禍。
陝西的法門寺裏有一座據稱藏有佛祖釋迦牟尼指骨舍利的佛塔。按照傳統，佛塔每三十年開一次，僧人將佛祖的舍利取出，供世人瞻仰。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恰好是開塔之年，唐憲宗在正月就派中使杜英奇押三十名宮人，持香花恭迎佛骨於皇宮，供養三日，以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皇帝迎接佛骨一事在當時很快引發了朝野的禮佛熱，上至王公貴族，下至鄉野士庶，不惜因此敗家破產、燒頂灼臂。
時任刑部侍郎的韓愈，對此深惡痛絕，他上表諫阻皇帝迎佛骨的行為。他在《諫迎佛骨表》中列舉了許多曆史典故，認為：“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人宮禁？”
在韓愈看來，佛原本是異族夷狄，不懂中國話，不穿華夏衣冠，不懂儒家的倫理道德，不知封建禮教綱常，就算佛祖活著來長安，皇帝也應該以禮相待，然後送其離開，不讓佛門學說迷惑百姓的頭腦。何況佛祖去世已久，所謂“舍利”不過是枯骨罷了，不應該進入皇宮裏。
中晚唐時的皇帝大多推崇佛教，所以唐憲宗勃然大怒，差點要處死韓愈。幸好有宰相裴度與崔群等大臣說情。但唐憲宗咽不下這口氣——韓愈列舉了很多曆史典故說信仰佛教的古代帝王大多短命。他覺得韓愈這是在詛咒自己，於是將韓愈貶為潮州刺史。韓愈後來寫了一封謝表，向唐憲宗表示悔過，並開始與僧人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