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中國曆史上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它是通過推翻第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元朝而成立的。而滅掉明朝的清朝，是第二個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夾在兩個異族政權的明朝，是漢唐之後最強盛的中原王朝。所以，明朝滅亡有著不同於其他朝代的特殊意義。
明末三先生之一的顧炎武曾經分析道：“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在他看來，“亡國”與“亡天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從五帝三代到明朝，王朝換了一茬又一茬，皇族換了一批又一批，而江山易姓，國號更改，就是所謂的“亡國”。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政權更迭。“亡天下”則不同，“仁義”（社會倫理道德）被廢棄，人們互相殘殺。其引申義是以儒家禮義為核心的華夏文明被外來文明所毀滅。所以，顧炎武說，保衛“國”（指王朝政權）是“肉食者”（統治階級君臣）的事，但保衛“天下”，哪怕是最低賤的草民也要負起責任。
柳如是等明朝遺民的思想，與顧炎武是相通的。她雖隻是一個出身卑微的歌妓，但麵對明清之際的山河變色，也力勸夫君錢謙益恪守儒家的道義。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錢謙益令人遺憾的表現，才反襯出了柳如是的不凡心誌。
據《河東君傳》的說法，柳如是為人“知書善詩律，分題步韻，頃刻立就；使事諧對，老宿不如”。由此可見，她知書達理，才華橫溢，不讓須眉。其詩文言行都包含了明朝遺民強烈的複明情結，對了解晚明時期的社會背景，有著重要的價值。
柳如是堪稱明末社會的一個縮影。陳寅恪先生指出，河東君在當時的社交範圍很廣，有一定的自由度。
他說：“寅恪嚐謂河東君及其同時名姝多善吟詠，工書畫，與吳越黨社勝流交遊，以男女之情兼師友之誼，記載流傳，今古樂道。推原其故，雖由於諸人天資明慧，虛心向學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閨房之閉處，無禮法之拘牽，遂得從容與一時名士往來，受其影響，有以致之也。”
河東君與其他名姝精通詩詞書畫，故而與吳越地區的東林黨士大夫交遊頻繁。他們既是文藝師友，又包含了男女之情，故而古今之人都對才子與名姝的話題津津樂道。陳寅恪先生認為，這一方麵是因為柳如是天資聰穎，勤奮好學，另一方麵也是由於她身在風塵，不必居於禮法束縛，也不像尋常女子被鎖在閨中，消息不靈通。柳如是與當時的風流名士往來，自然受其影響，變得風雅脫俗。
也正因為如此，河東君深切地了解到了晚明士人的憂國之心與報國之誌。她嫁給錢謙益，也是為其東林學士風采所傾倒。隻是她沒想到，到頭來，真正貫徹儒家春秋大義的是自己，而非像夫君錢謙益這樣的晚明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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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恨歌》與《長恨歌傳》是什麼關係
“安史之亂”不僅是唐朝人內心深處最恐懼的記憶，也是中國曆史上最令人扼腕的轉折點之一。向往漢唐的人，其實喜歡的不過是“安史之亂”前的唐朝，而不是平叛之後那個內有宦官專權、外有藩鎮割據的中唐、晚唐。由於“安史之亂”給天下帶來了重大創傷，唐玄宗和楊貴妃也被世人看作是反麵教材。當時許多人認為，“安史之亂”的爆發與唐玄宗不理朝政關係很大，而他荒疏國事的直接原因，就是沉溺很傻、很天真對政治毫無認識的楊貴妃。然而，大詩人白居易寫的《長恨歌》，卻將這段曆史描寫成了一場令人動容的愛情悲劇，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陳寅恪先生在其著作《元白詩箋證稿》就專為《長恨歌》寫了一章。
《長恨歌》的故事從側麵反映了大唐王朝由盛轉衰的過程。
唐玄宗李隆基，也稱唐明皇，相貌雄偉英俊，性格英明果斷，多才多藝。其父親是唐睿宗李旦，而其祖母，正是讓李唐皇族又敬又怕的一代女皇武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