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傳》不僅描寫了楊貴妃的生平始末，還寫了一件頗為玄乎的事。唐玄宗從成都回長安後，日夜思念已死的楊貴妃。有方士以法術召喚了楊貴妃的魂魄，讓唐玄宗在海上仙山上與之相會。楊貴妃提到了天寶十年七夕與唐玄宗進行盟誓之事。此事在此之前未曾出現在唐朝文人的作品中，但《長恨歌》結尾寫道：“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由此看來，應是兩部作品相輔而行，共用了一段創意。
白居易雖然也諷刺了唐玄宗“重色思傾國”的錯誤，但其筆觸更多表現出同情之意。而陳鴻下筆就尖銳得多，他不僅在文中揭露了唐玄宗晚年各種腐化墮落之舉，還直言不諱地指出，楊貴妃原本是唐玄宗的兒子壽王李瑁的王妃。這段愛情有著父奪兒媳的汙點。陳鴻寫這部小說的用意是“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所以對唐玄宗的批評更加不留情麵。
這一歌一傳流傳甚廣，風靡後世。北宋時樂史為此題材創作了長篇傳奇《楊太真外傳》（楊貴妃名玉環，號太真）。元朝劇作家白樸創作了元雜劇《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清朝初年的戲曲作家洪升，根據《長恨歌》與《梧桐雨》編寫了京劇傳統劇目《長生殿》。
伍
文學作品能成為史事的佐證嗎
作為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對古典文學與曆史的研究獨具一格。他研究古典文學時，並不局限於鑒賞詩詞戲曲小說，而是打通了文史哲，將曆史社會研究帶入到古典文學研究中。“以史證詩”與“以詩證史”就是他常用的學術手法。例如，他指出唐傳奇小說的興起與古文運動有關，古文運動的興起與“安史之亂”有關，“安史之亂”又源於河朔地區獨特的文化氛圍。這使得他在研究唐傳奇的同時，也加深了對中唐曆史的理解。
用文學作品來證實曆史事件，用曆史事件來解讀文學作品，是陳寅恪先生的獨到之處。例如，他在研究白居易的《琵琶行》時，就注意到了該詩歌的曆史背景。
據《舊唐書》記載：“（元和）十年七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奏貶為江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跡，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
白居易被貶為江州司馬，是因為受武元衡遇刺案牽連。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淮西節度使吳元濟反叛大唐，他派兵焚燒了舞陽、葉縣，掠取了魯山、襄城、陽翟等地。唐憲宗勃然大怒，下詔發兵征討。成德（今河北正定）節度使王承宗與淄青（今山東益都）節度使李師道等人，都與淮西割據勢力相互勾結，他們不願意看到官軍攻克淮西，否則藩鎮割據局麵將會被打破。於是他們上表請求朝廷赦免吳元濟的罪，但唐憲宗不準，打算派遣主戰派宰相武元衡統領各路兵馬進攻淮西蔡州。此舉招致了地方割據勢力的反彈。
李師道等人決定救援蔡州，但他不願意直接出兵對抗朝廷，於是打算以暗殺主帥的方式緩解朝廷的攻勢。在李師道看來，憲宗皇帝之所以下決心攻打蔡州，完全是因為武元衡這個強硬派攛掇。假如最強的主戰派武元衡一死，其他宰相也不敢領兵攻打兵力強悍的蔡州。於是李師道一麵派人假扮盜賊燒毀了唐軍在河陰地區的糧草，以拖延戰事；一麵派刺客潛入長安行刺。
同年六月三日清晨，宰相武元衡與副手裴度在趕赴大明宮的途中，遭到刺客襲擊。武元衡當場身亡，其副手裴度也受了傷。武元衡之死代表著中央朝廷與地方藩鎮矛盾激化到了最高點。出乎李師道的預料，唐憲宗完全沒有動搖，反而任命同樣是主戰派的裴度繼任宰相，主持討伐淮西事宜。兩軍相持到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十月時，唐朝鄧節度使李愬在一個雪夜奇襲蔡州，一舉俘獲叛將吳元濟。次月，叛軍頭子吳元濟在長安被斬首，使得唐朝中央對地方藩鎮的威懾力達到了“安史之亂”後的巔峰。
白居易被貶官，並非是因為與李師道等人有過節，而是因為他是武元衡的好朋友，兩人曾經以詩歌相唱和。有一回，武元衡曾經做了一首名為《孔雀》的詩歌，朝中不少詩人唱和，包括韓愈、白居易等大詩人。白居易覺得這首詩對孔雀的刻畫不夠鮮明，感情也不夠深沉透徹，於是他在創作唱和詩時，不但從韻律上回應了原作，還將情感修飾得更加深切悲傷。兩人的關係之友善，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