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白居易在武元衡遇刺不久後，連連向朝廷上疏請求早日鏟除叛賊，以求告慰武元衡的英靈。然而，當時的宰相認為白居易是宮官而非諫官，不應該比諫官更早提出上疏，據此奏請憲宗皇帝將白居易貶為江表刺史。天子詔書一出，中書舍人王涯也上疏道：以白居易所犯的過錯，不宜做治理郡府的長官，於是皇帝追詔授江州司馬。
雖然以上是正史對白居易於元和十年貶謫江州司馬的解釋，但陳寅恪先生對這段很懷疑。
首先，白居易在當時官拜太子左讚善大夫，雖然是宮官，也的確“不當先諫官言事”，但是考察唐朝同時代其他人的傳記，似乎沒有發現一上疏言事即遭貶斥的案例。
其次，白居易素來重視保存自己的文字。據朱彝尊稱：“詩家好名，未有甚於唐白傅者（指白居易）。”（《曝書亭集》卷三十六）也就是說，唐朝詩人白居易最喜歡名氣，而他主要通過編撰白氏文集來傳播聲名。然而在今天流傳的白氏文集中，並沒有收錄這篇為武元衡宰相鳴冤叫屈的上疏。
由這兩點來看，《舊唐書》的傳統說法是有疑點的。於是，陳寅恪先生在研究文章中商榷道：“樂天（指白居易）此疏，必為宰相所憎惡，及與當時政府主要政策，即用兵淮蔡一端有關，可以推知。若所揣測不誤，此疏當是樂天故意刪去，不使流傳於世耳。”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白居易這篇上疏必然遭到了當時的宰相所厭惡，很可能與當時朝廷用兵討伐淮西蔡州一事有關。假如這個推測沒錯的話，這篇上疏是白居易故意從自己的文集中刪除掉的。因為他不想讓這篇文章流傳於世。
唐朝采用三省六部製，雖無“宰相”一職，但有與之職權相當的尚書左仆射、尚書右仆射等官職，故而人們還是按傳統習慣稱呼為“宰相”。也就是說，唐朝的宰相不止有一個，有的有實權，有的沒實權，彼此政見也未必相合。例如，武元衡、裴度兩位宰相對藩鎮是主戰派，朝中也有主和派。
憎惡白居易上疏的宰相，指的是張弘靖、韋貫之。這他們是“牛李黨爭”中李黨的主要人物，而“牛李黨爭”指的是從唐憲宗到唐宣宗這將近四十年中的朋黨鬥爭。鬥爭雙方分別是以牛僧孺、李宗閔等人為魁首的“牛黨”，以李德裕、鄭覃等人為魁首的“李黨”。兩派在取士標準與對待藩鎮態度兩個重大問題上根本對立，故而爭得你死我活。直到唐宣宗時，這場曠日持久的黨爭才以牛黨勝出告終。唐文宗對此感歎道：“去河北賊（指河朔藩鎮割據勢力）易，去朝中朋黨難。”
陳寅恪先生認為，白居易被貶黜為江州司馬，很可能是因為卷入了發端於唐憲宗時的牛李黨爭。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指出：“當時主張用兵之士大夫大抵屬於後來之李黨，反對用兵之士大夫則多為李吉甫之政敵，即後來所謂牛黨。”李黨大臣多出身於士族門閥，站在中央朝廷的角度，主張武力削平藩鎮。牛黨大臣多是科舉考進來的寒族士子，與地方割據勢力關係複雜，故而反對對藩鎮用兵。此時唐憲宗已經將征討藩鎮，重振朝廷威望視為既定方針，所以就算宰相武元衡遇刺也不會放棄攻打淮西蔡州割據勢力。事實證明，在裴度、李愬等人的運籌下，削藩獲得了成功。
在唐憲宗一朝，主戰的李黨始終控製著朝局，反對用兵的牛黨失勢。
在這場變動中，屬於牛黨的白居易所上之疏必定和武力鏟除藩鎮相關，而且肯定是持牛黨反對用兵的立場。但是後來，淮西割據勢力被官軍擊破，標誌著中央朝廷對地方割據勢力的輝煌勝利，此乃“安史之亂”後堪稱“中興”。因此，當初反對用兵的牛黨白居易在編纂個人文集時，故意刪去了這篇上疏。
至於中書舍人王涯上疏彈劾白居易犯下了“不宜治郡”的“狀跡”，傳統說法認為這是由於白居易被宮廷宵小所陷害。《舊唐書》稱：“有素惡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以看花墜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新井》詩，甚傷名教。”陳寅恪先生對此也有不同看法。他認為王涯對白居易的批評符合事實，白居易的父親白季庚和母親陳夫人，是不符合當時禮法的舅甥婚配，故而王涯抓住這一點來彈劾白居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