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作為學術大師，除了學識淵博外，在治學方法上更有獨到之處。在乾嘉學派考證求實、無征不信的基礎上，他積極轉化西方的研究方法，突破了中國傳統考據學者以史證史和以經證史的範圍，將諸如詩歌、小說、戲曲、佛典等傳統經史以外的文獻材料，都納入了考據的範圍，通過語言比較、詩文證史的方法，對史學研究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在考據方麵，陳寅恪注重歸納和演繹方法的運用。他的研究側重佛典、塞外曆史和曆史上有特點的民族文化等領域。他通曉近20種中外古今語言文字，能夠將西方的考據方法與中國清代乾嘉時期的考據方法相結合，從中外文化的發展趨勢中，將一個立意運用多種語言，通過比較而得出新結論。在考據取材上，他不依靠偏僻或單一的史料來做出結論。他的取材多是常見的史料，從許多事物的相互關聯中判斷真偽，去考訂某一事實。這些材料除了我國傳統的史部典籍外，還包括道藏、佛典、神怪小說、筆記、野乘、地誌、墓誌、書譜、墨跡甚至中亞各族和歐洲的許多非漢文史料。所以，在談到陳寅恪對新史學的貢獻時，首先都要都會談到他對史料的擴充。在史料並不充分的前提下，他還能從從古詩文中尋找證據，以詩文證史。
陳寅恪在考據方麵取得的成就，側重在魏晉南北朝和隋唐史方麵。
壹
《哀王孫》中的“朔方健兒”指的是什麼人
唐代大詩人杜甫在天寶十五年（756年）創作了一首著名的感慨時事的詩《哀王孫》。“安史之亂”爆發後，叛軍一路殺向都城長安。這一年的六月九日，潼關失守；十三日，玄宗匆忙奔向四川避難，僅帶著楊貴妃姐妹幾個人，其餘妃嬪、皇孫、公主都來不及逃走。七月，安祿山部將孫孝哲攻陷長安，先後殺戮霍長公主以下一百多人。杜甫詩中所指的“王孫”，應是在這場大難中皇族的幸存者。
這首詩從追憶“安史之亂”發生前的征兆寫起，接著寫唐玄宗倉猝逃往四川的情形，再記敘王孫親貴避亂匿身的痛苦情形，並叮嚀王孫自己珍重，等待河山光複。杜甫在詩中既寫了唐宗室逃離長安時連子弟都不能相顧的驚恐和王孫流落無依的哀傷，也表現了他對他們的關切同情和對國家亂極將治的期待。因為是杜甫本人親身經曆的事，所以他寫得情真意切，蕩人胸懷。
這樣一首詩，吟誦之餘總能讓人激發起愛國情懷和對災難的同情之心。所以，把它作為代代相傳的精神食糧，無疑具有教育的意義。也許是這個原因，陳寅恪有一天就把這首拿來教他的幼女誦讀。可以，當他讀到其中一句“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時，頓時瞠目結舌。為什麼呢？因為將其中的“朔方健兒”解釋為朔方軍或泛指北方士卒。那麼，到底該怎麼解釋它呢？
陳寅恪對此進行了多方位考證。首先，從情理上來看。唐代“安史之亂”爆發後，唐玄宗逃往四川避難。他的兒子，也就是太子李亨，隨後在今天的寧夏自治區的靈武被部下推上皇帝寶座，成了唐肅宗。靈武，當時就是朔方軍節度使的駐地。隨後，唐肅宗倚仗朔方軍著手平定叛亂，並收複長安和洛陽兩座都城，唐朝因此得以延續。所以，朔方軍是唐朝平定叛亂，恢複中興的關鍵力量。而杜甫本人，對於朔方軍以及他們的主帥郭子儀、李光弼等極為推崇讚美。在他創作的不少詩篇中，都表達了對朔方軍的推崇和讚美。
比方說《洗兵馬》詩。這首詩創作於759年（乾元二年）春二月。當時，長安和洛陽均被收複，在郭子儀、李光弼等中興諸將的努力下，已光複華山以東包括河北大片土地，捷報晝夜頻傳。杜甫當時來到洛陽，當他看到平叛戰爭形勢很好，大有一舉複興的希望時，便有感而發，寫下了他一生中難得少有的歌頌題材的詩篇。在這首詩中，他直接抒發了對李光弼和郭子儀的讚美之情：“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其實，從這首詩中可直接看出，杜甫對朔方軍是無比推崇的：“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日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祗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
陳寅恪指出，《哀王孫》一詩作於叛軍占領長安時，也就不會有罵朔方軍“昔勇今愚”的道理。並且，朔方軍為唐朝時軍政區域的固定名稱，屬專用名，也就不可能將朔方軍用來泛指北方的士卒。另外，安祿山雖為範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卻與當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不和。唐玄宗在極寵信安祿山的時候，也重用安思順，派給他精銳部隊，用來防範和牽製安祿山，維持力量平衡。所以，也就不能把安思順的朔方軍來代指安祿山所統的軍隊。杜甫作詩，絕對不會違背當時的情勢。他當時在詩中所指的“朔方健兒”，實際上指的是同羅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