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曾寫道：“至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弊俗之虛術。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祗，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彀。於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虛。報施之征，何其謬也……”
這段詔書的大意是：“我（唐太宗）對於佛教的教義，並不是出自本心地去遵從。佛教中即使有有利於國家的經義，但也不過是維護弊端和流俗的虛假法術。為什麼這麼說呢？想通過修行求得正果的人，不能驗證在將來就能得到幸福；對於修行中的人，所做的就是對過去的所作所為的否定。在梁朝時期，梁武帝和簡文帝都因為篤信佛教，掏空國家的錢給僧人們使用，耗盡國家的人力來修建寺廟。結果呢？侯景叛亂，北魏侵略，到陳霸先打過來時，國家也就滅亡了。所以，佛教中因果報應的說法，是極其荒謬的。”
從唐太宗的這份手詔中明顯可以看出，其對梁武帝篤信佛教的做法是極不讚成的，因此他將梁武帝信奉佛教一事引為反麵教材。從這可以看出，唐太宗本人不僅不信佛教，而且也反對別人信奉佛教。針對唐太宗對佛教的態度，陳寅恪又引用了一份詔書。
上麵說道：“至於佛教之興，基於西域。爰自東漢，方被中華。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塈子道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湧於閭裏，始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為眾妙之先。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遁忘反，於茲累代。朕風夜夤畏，緬惟至道。思革前弊，納諸軌物。況朕之本係，出自柱下。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宜有解張，闡此玄化。自今以後，齊供行立。至於講論，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係之化，暢於九有。遵祖宗之風，貽諸萬業。”
這份詔書講述了中國佛教的由來，並指出了他對世俗的消極影響。同時指出，唐朝的建立及所取得的成就，所賴的是傳統的道德和道家治理國家的策略，跟佛教沒有任何關係。為此，詔書規定，從今往後，佛教不得特殊化，在講經論教時，僧人、女尼要排在道士、女冠的後麵。
不過，在論述唐太宗本人根本不信奉佛教的同時，他又舉出幾個唐太宗推崇佛教的事例。
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癸醜，唐太宗下詔，為指揮作戰的七處戰場遺址，建立七所佛寺。他在“行陣所立七寺詔”一書中說：“紀信捐生，丹青著於圖像，猶恐九泉之下，尚論鼎鑊，八維之間，永纏冰炭，所以樹立福田，濟其魂魄。”於是，在他的旨意下，交兵作戰死亡慘重的地方，都為那些陣亡的將士修建了寺刹。並且還持續招集僧侶，為死難者招魂。
還有就是優禮玄奘——也就是家喻戶曉的唐僧。貞觀十九年正月初七日，玄奘從印度求法歸來，回到長安。唐太宗隨即召見他，與他“談敘時俗。從卯到酉，不覺時延”。玄奘向唐太宗列出了需要朝廷特別優待的各項條件，甚至有讓大功臣尉遲敬德的愛子窺基出家的要求。對這些要求，唐太宗一一答應。於是，窺基被迫出家，跟隨玄奘學佛譯經。到後來，唐太宗還想讓玄奘還俗來當宰相，被玄奘婉拒。對此，唐太宗讚歎道：“出家者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
陳寅恪舉完事例後做出了有別於常人的判斷。在他看來，唐太宗乃一代英主，他做出的上述舉措，並不是出自本心。他的本心中，對待佛教的態度始終是“至於佛教，非意所遵”。他所做的敬佛的舉措，都是用來滿足政治需要的。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針對唐太宗對待佛教的態度，學術界存在著與陳寅恪的觀點不一致的說法。較為公允的說法是，唐太宗對佛教的態度，是隨著時勢以及個人興趣的變化而變化的。縱觀唐太宗一代，他對待佛教的具體做法，可以概括為五個方麵，包括：利用佛教團結各方力量，平定割據勢力，完成江山統一；為亡親追崇冥福，為陣亡將士超度亡靈而造寺、布施、齋供；整頓佛教，監督僧尼；管理佛典翻譯，批準在社會上通行；感謝佛教佑護，度僧弘法，樹立功德。他本人對於佛教，也經曆了由開始的半信半疑到晚年的篤信而彌堅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