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日年鑒》，1973年版，第218頁。
陳奉林：《戰後日台關係史（1952—1972）》，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45頁。
9月17日，椎名特使訪台，為緩和台灣當局對日本政府的反對意見，椎名解釋說：“日中邦交正常化談判是根據自民黨的決議進行的。關於台灣問題，日本打算繼續維持包括外交關係在內的從前的一切關係。”這種解釋，明顯與田中內閣的真實主張不符，台灣當局對此也不相信，反問椎名“大平外相曾對台灣駐日‘大使’說，日中邦交正常化實現之時，《日台和平條約》將被廢除，這是怎麼回事？”還進一步指出，“無論如何，作為外務大臣和駐日‘大使’之間的會談，其觀點不能不被認為是代表各自的政府。請你回國後一定查一查會談記錄，搞清楚日本政府的真實意圖。我們認為大平外相的這個發言，是‘斷交前的最後通牒’”。椎名自欺欺人的解釋，在日台之間是否起到了“緩衝”的預想結果，姑且不論。僅從台灣當局的回應看，就清楚地反映了田中、大平等“既與中國複交，又與台灣‘斷交’”的態度。況且，椎名在接受“赴台特使”後，曾與大平外相見過麵，是完全了解日本政府的態度的。
盡管如此，椎名回國後還是向田中首相建議，不要輕易接受中方關於台灣的要求，但田中並未采納他的意見。
永野信利：《天皇和鄧小平的握手》，［日］行政問題研究所，1983年版，第47—50頁。
大平正芳回憶錄刊行會編：《大平正芳傳》（中譯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5頁。
田村重信、豐島典雄、小枝義人：《日台斷交與日中關係正常化》，［日］南窗社，2000年版，第60—63頁。
3．複交談判的國內準備
（1）自民黨內基本方針的確定
在中國問題上，以台灣問題為焦點，執政黨自民黨內長期存在著“日中派”和“日台派”兩種鮮明對立的意見。自民黨的主流田中派、大平派、三木派及中曾根派組成了以恢複中日邦交正常化為政策目標的田中內閣，但是自民黨內傾向於維持“日台條約”的議員依然強勁。因此，田中內閣成立伊始，將調整和統一黨內的意見分歧作為當務之急，特別是8月初竹入義勝訪華歸來後，田中內閣對黨內和外務省的調整工作表現得更加積極。
首先，提高黨內致力於中日複交機構的地位，並以此為中心展開黨內調整工作。7月13日，自民黨決定將“中國問題調查會”升格並改組為直屬總裁領導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協議會”，促使黨內積極推進中日關係和支持台灣的國會議員大多加入了該協議會。協議會允許發表不同見解，展開討論乃至論戰，使實現複交越來越成為黨內絕大多數人的共識，並最終將處理複交的權限委托給了自民黨總裁。該協議會在近一個半月的討論過程中，雖然達成了同意實現中日複交的意見，但在台灣問題上仍存在爭議。岸信介、石井光次郎、中川一郎、賀屋興宣、灘尾弘吉等親台議員主張：不反對與中國建交，但不能感情用事，毫無保留地接受中國提出的“複交三原則”；應考慮日美關係以及與東南亞各國的友好關係。另外，新福田派“八日會”（眾議院議員65人）成立“日中問題研究會”（1972年8月19日），提出“台灣重視論”。該研究會主張中日複交是時代的要求，支持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但是，對台灣的處理應慎重考慮，不能損害日本的國際信義，反對與台灣方麵“斷交”。曾哲南：《日本田中內閣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研究》，（台）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75年，第49—50頁。
黃大慧：《日本對華政策與國內政治——中日複交政治過程分析》，當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頁。
通過日中邦交正常化協議會及其他機構，自民黨逐步統一意見的主要過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