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取鑒的問題，魏征顯示出的可貴之處，很突出的一點就是從“人事”上“取鑒於亡國”。即把“人事”作為“以隋為鑒”的主要內容。
首先，在涉及的曆史重大問題時，魏征很重視民心的向背問題。他在《隋書》中著力考察了高祖開基、煬帝喪國的原因，通過對兩代帝王主客觀方麵的詳盡比較、分析，魏征強調說，盡管煬帝之世的土地、人口、甲兵、倉稟都盛於高祖之時，地險、人謀也都據於有利地位，他們的所作所為表麵看起來雖然“跡同”，很相似，但由於“心異”，即主觀的出發點不一樣；高祖對民的“動”是為了最終使民“安”，對民的“勞”是為了達到民“逸”，結果是天下大治，而煬帝則相反，因而“其亡也忽”。從這裏可以看出，他已經在某種程度上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因此在《隋書》中，比較注意隋末農民大起義的作用，保留了不少這方麵的史料。五十五卷的紀傳中，有二十多卷都記有農民起義或反抗鬥爭，《食貨誌》和《天文誌》、《五行誌》也從不同角度多次提到這方麵的內容。
第二，魏征能夠從經濟的角度來考察民眾的生產活動同政權興衰的關係。魏征在談到封建政治的興衰與經濟的關係時，曾概括性地指出：“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恒由此起。”他的這種思想，在《隋書》中有突出表現。如詳細地將隋末每次大規模的征用徭役的情況、死傷的數字以及因而造成的經濟破壞，都如實地作了說明和分析，指出正因為隋煬帝大規模的征役，破壞了農民的生產，因而才造成了隋末的農民大起義，使隋王朝很快瓦解了。這比用某些帝王將相個人行為的不檢和好惡，來說明一個封建王朝的興衰，在曆史觀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隋書》的另一個特點，是將修史與求治緊密地結合起來，總結曆史經驗是為了找到現實的治國方法。魏征通過封建社會前期史學的總結，圍繞著“務乎政術”“求治要”的宗旨，把史學的讚治作用，通過“取鑒於亡國”的形式，加以充分地發揮，並集中在總結施政致治的統治之道上。他不僅在奏議和《隋書》的編寫中全麵地總結了隋亡的原因、曆史教訓和以隋為鑒的重要性，而且第一次明確、具體地指出如何從亡國取鑒，用以讚治的問題。從前一個朝代危、亂、亡的教訓中，求得本朝的安、治、存，這一概括把修史、取鑒和讚治三者完全融為一體了，鞏固地確立了鑒戒史學的地位。史學作為政治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真正成為一種重要的統治工具，應當說開端於斯。
《隋書》體例組織嚴整，繼承了《史記》、《漢書》的傳統而有所創新。將反隋人物李密等放入《諸臣列傳》而不放入叛臣之列，頗具史家風度。《隋書》的列傳材料珍貴，《隋書》修撰時，引用的史書、資料許多現在我們已見不到或者殘缺了，它們保存在《隋書》中。如李德林、牛弘、杜台卿、許善心、王劭等人的傳，有隋代官私修史的資料，並可知道當時史學發展的情況。《萬寶常傳》可以了解到隋代有中國古代史上罕見的音樂天才及其《樂譜》六十四卷。耿詢、張胄玄、臨孝恭、宇文愷、楊素等人的傳，記述了隋代中國眾多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科學技術和創造發明。至於有關政治、經濟、軍事、民族、外交的史料就更多了。如《隋書》的東夷、南蠻、西域諸列傳提供許多新的材料，可以和《隋書》卷六十七所載裴矩傳參照來讀，借此明了隋代對外交通的情況。而《隋書》十誌尤為後人所重視。曆代史家對《隋誌》的評價較高。自魏、晉以來，典章製度變化較繁，而史書或無誌，或有之而斷限過短，致使流變不明。《隋誌》敘述的範圍包括梁、陳、齊、周、隋五個朝代，修撰者多有學術專長，因而其成就較高。《經籍誌》為東漢至唐初古籍流傳的總結性著作，在古代學術史和圖書分類著錄方麵，其地位可與《漢書·藝文誌》相比。《地理誌》以隋煬帝大業五年（609）的地理狀況為準，記載了全國郡縣戶口山川形勢、建置沿革及風俗物產，對隋以前的地理情況，該誌隻是略有附注、順便涉及。《食貨誌》、《刑法誌》大體相近。《音樂誌》很詳細，特別是關於外國音樂傳入中國的經過這部分，可供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參考。《天文誌》和《律曆誌》到今天還算是研究天文氣象學的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但凡文筆簡煉，難免要遺漏重大史事。杜寶撰《大業雜記》十卷、劉仁軌撰《行在河洛記》十卷就是為了彌補《隋書》記隋末事跡遺缺而作。另外，書中為隋統治者回護和為唐初當權者誇張的曲筆，與其他各史書無異。例如煬帝派張衡殺害其父，其事不見於二帝本紀和《張衡傳》（卷五十六），而隱約地附敘於《陳宣華夫人傳》（卷三十六）中。又如房彥謙本無重大事跡可紀，因其子房玄齡為唐初丞相，《隋書》中便有他的專傳（卷六十六），這都是明顯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