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
漢武帝時為了加強君主專製中央集權，有意識任用一些酷吏來擔任司法官員。有個著名的酷吏杜周當了主管司法的廷尉，在審理案件時，揣摩被告是皇帝打算排擠的人，就有意羅織罪名，判處重刑；被告是皇帝打算寬大的人，就故意長期關押不做處理，等到時間長了就向皇帝報告請求平反。有人看不慣他這樣，責問他說：“作為廷尉要為天下主持公平，但你卻不按照法律辦案，專門以皇帝的意思來審判，辦案難道應該是這樣的嗎？”杜周回答說：“法律是哪裏來的？以前的皇帝宣布的就是‘律’，現在的皇帝宣布的就是‘令’，隻要有現在皇帝的指示就可以了，有什麼要一直遵照的法律！”杜周為此得到漢武帝的欣賞，交給他辦很多“詔獄”（皇帝交辦的案件），單是“二千石”官員的案件就有近百件，每年還有各地地上報的千餘件疑難案件。杜周辦案都用酷刑逼供，被牽連入案的人竟然有十多萬人。他自己連連升官，一直升到禦史大夫，位極人臣。
杜周的話是一種狡辯，但其中說到“律”和“令”的關係，確實是秦、漢時期法律的情況。當時的“令”是指皇帝的詔令，正式發布的令是一種單行法規，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在皇帝死後他所發布的某某令依舊被認為有效時，該令就會被改稱某某律，具有正式的、永久的、普遍的效力。因此律、令並稱，有同樣的法律效力。不過皇帝一般的指示“詔”並不是令，必須是明確規定要將這一指示“著為令”的，才可以由有關的大臣進行整理、提出具體條文，經皇帝批準發布為令。所以杜周所說的隻要皇帝有指示就可以用來辦案的，是不符合當時慣例的。
曆代統治者都知道，社會實際情況是不斷變化的，為實現統治，需要經常修改法律。但是和現代不同的是，老皇帝製定的法律被認為是“祖製”，從倫常的角度講後代是不可以改變祖先法律的。所以後來的皇帝隻好采用發布大量單行法規的辦法來補充法律。秦漢時是以皇帝發布的令來補充律，曹魏以後“令”成為製度性法典的名稱，皇帝發布的正式指示被稱之為“敕”，在一般情況下並不直接就成為單行法規。比如《唐律》明確規定，皇帝發布的敕隻具有特定的、臨時的效力，各級官員必須按照敕的指示行事，但是在事後不得援引敕來處理類似的事情，如果法官直接援引敕來裁判案件，就犯下了要判處兩年徒刑的罪行。皇帝的這種臨時處分性質的敕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累租盾，由刑部上奏皇帝，將敕整編為單行法規的草案，請求皇帝批準發布為“格”（或者稱“永格”）。敕隻有轉化為這種“格”，才具有了普遍的、永久的法律效力，成為可以補充律的、與律並行的、正式的單行法規。
唐中期以後，整編格的情況逐漸減少，在編格以後皇帝又發布的規範性的指示被移為“格後長行敕”，直接就具有單行法規的效力。唐末這種情況越來越常見，於是“敕”一經發布就成為單行法規。這後來就影響了宋朝，法律體係中“敕”具有了頭等的重要性。宋神宗曾明確說過法律體係為敕、令、格、式。敕經過累積後就按部門編訂為“編敕”，具有法典性質。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敕”並不是皇帝一個人的意誌表示，唐朝時的“敕”都是要經過中書省起草、皇帝過目，再經門下省複核（如果有異議可以封還）蓋章的程序。兩宋時的“敕”製定程序有所簡化，但仍然是要由中書舍人起草、宰相複核、皇帝批準的程序。皇帝直接下達的指令稱為“禦筆”，並不直接具有法律效力。隻有宋徽宗統治後期，經常發布“禦筆”幹預司法審判，遭到司法部門的抵製，宋徽宗為此大怒，1106年特意下達詔旨說：“出令製法，重輕予奪的權力是由皇帝來掌握的，而近來下達的‘特旨處分’，被司法部門引用敕令，認為是妨礙司法，阻止不準施行。這是以司法部門應該遵守的規則來阻撓皇帝的意誌。擅自殺生才叫王，能夠利人害人的才叫王，有什麼法令可以阻擋？”於是規定凡有“禦筆”處分的，不準依照現有法律來阻止，否則的話就要算作“大不恭”（即大不敬）罪。第二年又規定凡“禦筆”斷罪的，不許到尚書省喊冤。但是即使是這種“禦筆”，實際上仍然是由蔡京等宋徽宗的親信起草的。1127年宋徽宗被迫讓位給自己的兒子，大臣立即建議廢除“禦筆”斷罪製度。
金元以後逐漸將皇帝發布的這種單行法規統稱為“條格”或者“例”，明朝將列有幾條的“例”稱為“條例”。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曾經明確表示：律是永久有效的“常經”，而條例隻是“一時之權宜”。在這一原則，明朝前期曆朝的慣例是，每當新皇帝即位，就宣布前朝發布的所有條例一律作廢，裁判隻準援引《大明律》。經過一百多年後，《大明律》顯然已很難符合變化相當大的社會情況，1500年經明孝宗指令，朝臣仔細審核曆代的條例，整編出297條，編訂為《問刑條例》，被明孝宗批準發布，並且規定以後不得廢除，與律並行，永久有效。以後經過兩次修訂，到明末《問刑條例》已經有382條，許多基層司法部門為了檢索方便，將《問刑條例》與《大明律》合編，形成律例合體的法典。
清朝也繼承了明末的傳統，律例合編為法典。1740年頒布《大清律例》的同時，曾規定每五年修訂一次條例，將皇帝在五年內發布的條例分門別類地編入這部法典。不過這種嚴格的製度後來沒有堅持下去。由於每條臨時製定公布的條例一般都直接具有永久和普遍的效力，所以逐步造成條例膨脹的情況，到1870年已有1892條。另外皇帝所做的政務決定自動成為“事例”，官府可以參照施行，按照部門彙編這種“事例”就成為本部門的“則例”，具有永久的效力，但有關定罪量刑方麵的“事例”必須要經過正式定為條例後才可以在裁判中加以援引。
五刑
公元前167年，漢朝在齊國的一個看守太倉的官員淳於意犯了罪，應當受刑罰，被逮捕送到長安進行審判。淳於意沒有兒子，隻有五個女兒，當被逮捕準備上路的時候，他罵道：“隻怪我隻生女兒不生兒子，遇到急難的事沒有用處。”他的15歲的小女兒淳於緹縈聽後，很是悲哀，決心要為父親去喊冤。於是她跟在父親的囚車後麵來到了長安，向漢文帝寫了一封申訴書。這份申訴書中說：“小女子的父親是個小官，在齊國為官時，人們都稱讚他辦事廉潔公正。現在偶然觸犯了法律要被處判。我所憂傷的是被處死的人不能再生，受過肉刑的人身不能再恢複原狀，就是以後想要改過自新，也失去了改過的途徑。小女子情願沒入官府為奴婢，來贖換父親要受的肉刑，使父親可以得到重新做人的機會。”
漢文帝看了她的申訴很受感動，為此下詔：“我聽說在古代聖王虞舜的時代，在罪犯衣帽上畫某種圖像，或給罪犯穿上與常人不同式樣和顏色的衣服，就表示處以某種刑罰，而老百姓很少有犯罪的，這是何等崇高的政治清明境界啊。現在法律有黥、劓、斬左右趾三種肉刑，然而犯罪卻並不因此而減少，這罪過的責任在哪裏？難道不是因為我的恩德淺薄，而且教化不明嗎？我自己覺得非常慚愧。正是教化不明而使無知的百姓陷於法網。《詩經》中說：‘和樂而平易近人的國君，百姓把他當成父母。’當今百姓有過錯，還沒有對他進行教化就濫施刑罰；即使罪犯以後想改行為善，卻沒有重新做人的機會，我非常憐憫他們。刑罰重到截斷人肢體、深刻人肌膚，終身不能消除的地步，這是多麼的慘痛而不道德啊！這難道是‘為民父母’的意思嗎？應該廢除肉刑，用別的律條來代替它；下令規定以罪行輕重判刑，在服刑期內不逃亡的，期滿後釋放為平民。把這些意思具體擬訂為法令。”
接到漢文帝的指令後，丞相張倉、禦史大夫馮敬擬訂了法令條文，上奏說：“肉刑是用來禁止奸人的，已經由來很久了。陛下下達聖明的詔書，憐憫百姓萬一犯了罪一受刑罰就終身受苦，打算改行為善也失去了途徑，這是出於陛下的盛德，是臣等所不及。臣等謹慎討論後請定律：改黥刑為髡鉗城旦舂（剃光男性罪人的頭發胡須、脖子上戴一個鐵鉗，修建長城；女犯為國家舂米）五年，改劓刑為笞（竹板責打）三百，改斬左趾刑為笞五百。其他如犯斬右趾、殺人而自首、官吏貪贓枉法等罪名，在裁判確定後又犯笞刑以上之罪者，皆棄市處死。判處完（保全罪人的頭發胡須）城旦舂的，三年後轉鬼薪白粲（男犯從事伐木、女犯從事糧食加工）一年、再轉隸臣妾（官府雜役）一年，即可釋放為民（總共五年）；判處鬼薪白粲的，三年後轉隸臣妾一年，即可釋放為民（總共四年）；判處隸臣妾的，二年後轉司寇（在邊境外巡查警戒）一年，然後可以釋放為民（總共三年）；判處司寇的，二年後可以直接釋放為民；判處髡鉗城旦舂的，在一年後轉為完城旦舂，以後按照完城旦舂處理（總共六年）。臣等昧死請求皇帝批準。”漢文帝隨即下詔批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