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誅心”
和世界其他文明古國相比，中國古代法律很早就注重對於犯罪意識的處罰和鎮壓，很早就有了故意、過失的區分。據說西周初期，周公在冊封弟弟康叔時就告誡說：有人犯了小的罪行，如果不是因為“非眚”疏忽，而是“惟終”慣犯，是故意為非作歹，即使罪過較小，還是不可不殺；相反，如果犯有大罪，卻是偶爾有犯，由於疏忽大意之故，也不應該處死。另外在《周禮·秋官·司刺》中又有所謂“三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就是說對於不了解法律、不意誤犯以及本應意識到卻疏忽遺忘而造成危害後果等三種行為，在量刑上應該予以寬宥，減輕其刑罰。
從雲夢出土的秦國竹簡“法律答問”可以看到當時的法律認定是否構成犯罪的標準中，有一項就是看罪犯是否具有無犯罪意識。比如有一條問：甲偷盜了價值千錢的贓物，乙知道是偷來的，接受了部分財物，價值不到一錢，問乙應該如何處理？回答說是“同論”，就是乙和甲同樣按照偷盜千錢的罪名處罰。又有一條問：甲用偷盜到的錢買了絲，寄放在乙處，乙接受了，不知道這是用偷盜來的錢買的，問乙應該如何處理？回答說是“毋論”，不用處罰。前者乙知甲盜竊，雖分贓不盈一錢，亦與甲同樣以盜竊論處；後者乙雖為甲寄存贓物，但不知其為盜竊所得，故不應論罪。可見兩者的區分在於有無犯罪意識。另外當時將故意稱為“端”，過失就是“不端”。“法律答問”有一條說：甲告發乙犯有偷牛罪和殺人罪，結果調查後發現乙既沒有偷過牛，也沒有殺過人，問甲應該如何處理？回答是：如果甲是“端為”，故意誣告的，就作為誣告罪處罰，反坐所誣告的罪名；如果是“不端”，不是故意誣告的，就隻是“告不審”的罪名。
對於故意、過失等犯罪主觀方麵要件的重視，到了漢代就出現了“誅心”（處罰犯罪意識）的原則。這主要是由法官適用儒家經典裏的一些議論進行裁判的“《春秋》決獄”形式實現的，以後又作為判例“決事比”而被廣泛援引判案。最典型的此類案件比如：漢武帝時，有一次發生了這麼個案件：甲有父親乙，有一次乙和另一人丙發生口角，吵著吵著打了起來，丙抽出佩劍要去刺乙，甲在旁見了，趕緊拿起根棍子朝丙打去，不料一棍子下去，沒打到丙，卻把自己的父親乙給打傷了，旁人看見甲打傷父親，就把甲抓起來送到官府。官府查明情況。有的官員認為甲確實毆傷父親，按照漢朝的法律，毆父應該處以梟首（把腦袋砍下來掛在高竿上示眾）。大儒董仲舒被請求對此發表意見，董仲舒說：父子是最親密的親屬，見父親危險，當然要趕去救援。拿棍子打人是為了救父親，不是為了害父親。過去許國的國君生了病，世子許止伺候父親服藥，不料藥性不對，父親被毒死。孔子在《春秋》中記載這件事時，沒有說許止弑父。所以按照《春秋》經義，“君子原心”（君子按照行為人的動機來判定善惡），甲不是法律上說的毆父，應該無罪。
這個案例，是《太平禦覽》摘錄的董仲舒《春秋決事比》的一段佚文。
《水滸傳》
“李逵壽張喬坐衙”這種依靠分析動機來作出裁判，是漢代經義決獄的一個重要的原則。後來在辯論鹽鐵官營問題的鹽鐵會議上，“文學賢良”就曾歸納說：《春秋》決獄是“原心定罪”，所謂“誌善而違於法者免，誌惡而合乎法者誅”，動機是好的，即使是觸犯了法律仍然可以免罪；而動機是壞的，即使是合乎法律的行為仍然要作為犯罪處罰。
這種“原心定罪”的事例在漢代還有很多。比如漢哀帝時，大臣薛宣和給事中申鹹交惡，申鹹幾次彈劾薛宣不忠不孝，不應作為列侯在朝。薛宣的兒子薛況聽說了，就叫手下的門客楊明毀壞申鹹的麵容，使他不能再做官。楊明果然在皇宮大門外砍傷申鹹，割掉了申鹹的鼻子，砍破了申鹹的嘴唇，使申鹹受了八處傷。後來薛況和楊明兩人都被捕，禦史大夫認為在皇宮門口行凶，是藐視皇帝，“《春秋》之義，意惡功遂（動機凶惡並達到目的），不免於誅”，因此兩人犯“大不敬”之罪，都該處棄市。而廷尉認為，行凶地點是在皇宮外，沒有藐視皇帝的意圖，隻是一般的鬥毆罪，“《春秋》之義，原心定罪”，薛況是為了父親受辱，怒而指使行凶，沒有大的罪惡；楊明是受命行凶傷人，也無死罪。況且薛宣擁有爵位，可以減刑。兩人應處“完城旦”（保留頭發胡須，去邊境築城做苦工）。漢哀帝要群臣討論，丞相、大司空都認為禦史中丞的意見正確，而大多數官員都認為是廷尉意見不正確。最後薛況被減罪一等，流放敦煌。薛宣因受牽連，免官爵為庶人。
不管這個案子判得對不對，就雙方都以春秋經義來分析動機這一點來看，當時確實已形成了根據動機裁判的風氣。懲罰惡的動機原則用得最徹底的，要算是《春秋公羊傳》上所說的“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對於君主和家長不能有一點侵犯意圖，隻要有這樣的念頭就必須嚴懲。在現在可以找到的漢代22個《春秋》決獄的案例中，引用這條經義的有三條，都是用來處罰被認為是威脅到皇帝的犯罪。後世法律的“十惡”前三項謀反、謀大逆、謀叛，都著重於“謀”，隻要“始謀”就罪名成立。《唐律》規定謀反隻要表示了犯意，即使“口稱欲反之言，心無真實之計，而無狀可尋者”也要處罰，對此的解釋就是引用《春秋》經義的“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明清律根本就把這種單純的犯意表示也作為謀反之“謀”予以嚴懲。
儒家重視懲治動機是有其理論淵源的。無論是強調人性善的孟子，還是強調人性惡的荀子，都認為人應該接受改造，每個人都要從心底裏排斥惡，來實現人性的善，或改造人性為善。這種理論曾促進了中國古代刑罰製度的改進，但也造成重視懲罰動機的傾向。“原心”的目的在於“誅心”。“原心定罪”隻是這一過程的第一個階段，到了後來更有“存天理，滅人欲”，有所謂“去心中賊”的說法以及實踐。
在適用法律時注意行為的動機，注意到犯罪的主觀方麵的要件，是法律發展進步的標誌之一。但是過分強調動機，強調處罰犯罪意識，就容易陷入所謂“主觀歸罪”，就會造成大量的冤案。因為人的主觀意識是很難判斷的，如果任憑法官的推測就可以認定是“善”“惡”，並據此來定罪量刑，就很容易以語言文字、思想意識來定罪，形成大量的冤案，也會造成適用法律時的混亂。從晚清人陳熾的《庸庵筆記》裏記載的兩個典型的“誅心”事例中就可以看到過分強調這一原則的混亂之處。
清代的律例規定，凡調戲婦女，企圖誘奸而未成，致使被調戲婦女羞憤自盡的，要判處絞監候。這是一個死罪，但要在每年秋天舉行的秋審中確定是“情實”還是“緩決”，前者當年處死，後者等候下一年秋審再做決定。一般連續三次被判緩決，可以由刑部上請皇帝批準減等發落。調戲婦女致使婦女羞憤自盡的案子應擬為情實還是緩決，這是模糊的問題，要由朝廷的最高級官員在會同秋審時決定，可是刑部必須先有一個意見供會審官員參考。習慣上，刑部所擬的意見往往是得到通過的。刑部的司員們在對這類案件擬稿時，一般是這樣來確定的：凡是以“手足勾引”、動手動腳的，說明加害人居心更惡，就擬為情實；凡是僅以“語言調戲”的，說明加害人或許居心尚不是最惡，就擬為緩決。可這又是模糊的概念。有這樣一個案件：有個男子在路旁小便，正好有個婦女經過，那男子非但不側身躲避，相反還轉身正對著那個婦女，一邊撒尿一邊笑著用手指點自己的生殖器。那婦女見狀大哭，回家就上了吊。刑部草擬意見時，大多數人都以為這人一無手足勾引，二無語言調戲，隻能擬為緩決。可有一個刑部司員卻說“調戲雖無言語，勾引甚於手足”，於是擬為情實，秋後處死。可沒過多久，又出現一個類似的案件：一位私塾先生，上課上到一半，起身到室外僻靜處解手。解到一半，偶一抬頭，正見對麵樓上有個少女倚窗眺望，塾師不禁對著那少女笑了一笑，那少女臉色大變，馬上關了窗。塾師依舊回到課堂，沒過多久，就聽得外麵嚷嚷，說是對麵有個少女突然上吊身亡。塾師一聽，不由得一拍書桌，脫口而出：“哎呀，今天大錯了。”座下有一個學生就是那少女的弟弟，急忙回家探視。父母正在為女兒死得莫名其妙而煩惱，聽見兒子說起塾師的舉動，大覺可疑，立即去報了官。塾師到案一一招供，問成絞監候。這案子到了刑部，多數司員也擬為緩決，又是上次那個司員主張“雖無實事，其心可誅”，仍然擬為情實，也在秋後被處決。
陳熾評述這兩個案件時，認為前一個案子是“南山鐵案”，而後一個案子是“深文周內”。他說後一個案子裏，由塾師事後的“拍案驚呼”就可推知其“笑之無心”，並且顯然有“自悔之意”，因此和前一案件裏的那個惡棍不同。他還說一年後那個司員和人打麻將時突然暴斃，就是因為他後一個案件“刀筆殺人”的報應。可是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這條法律本身就容易造成錯判，應該說調戲和婦女自殺之間並不一定有必然的聯係，所謂“誘奸”隻是犯意的表示，並不能從調戲行為就確定肯定有誘奸的企圖。在這兩個案子裏，僅憑一笑就定企圖誘奸性質的調戲，實在是太主觀武斷了，也很難說前一案件的罪犯比塾師有更大的惡意。塾師的驚呼不是也有可能是因為罪行敗露而情不自禁嗎？
自出
中國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則天在自己稱帝、建國號為“周”後，為了政治上的需要，任用一批酷吏，興告密羅織之風，大肆誅殺原來唐朝的大臣。有一年，酷吏來俊臣誣告狄仁傑等六位大臣謀反，把狄仁傑抓起來嚴加審訊。狄仁傑見審訊室裏擺滿的刑具，知道如果不認罪肯定就要被活活打死，他長歎一聲：“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心受戮。”說罷就承認自己確實謀反。按照當時的法律，如果在第一次審訊時就承認罪狀，可以算作自首，可以減一等處罪。謀反雖是個死罪，減一等就是流三千裏，可以不死。好漢不吃眼前虧，狄仁傑就是想鑽這個法律空子，先躲過刑訊這一關，將來再作計較。不料來俊臣的手下王德用步步緊逼，說：“狄相公反正已經脫了死罪，請在供詞中再牽幾個人進此案。”狄仁傑說：“皇天後土在上，竟然有人要我狄仁傑做這等事！”說罷一頭撞在柱子上，血流滿麵，昏死過去。王德用見狄仁傑以死相拒，隻得暫時放過。狄仁傑被關在大牢裏，乘看守不備，在自己的被裏用血寫了一封給武則天的申訴信，又乘著換季的機會，把被子傳回家去換洗。他的兒子見了血書，連忙到武則天宮外鳴冤。武則天很奇怪，說：“狄仁傑不是已經認罪了嗎？”她把來俊臣叫來，問：“你是不是使用酷刑逼供的？”來俊臣連聲申辯，說這幾個罪臣都受到很好的待遇，在獄裏還穿戴著士大夫的巾服。武則天將信將疑，要派自己身邊的使者前去查看。來俊臣趕緊布置，把那六位大臣都拉出來洗幹淨，穿上新衣服，站在監獄的一個院子裏等待使者。那使者進了監獄就頭皮發麻，心驚膽戰，到了那個院子，頭往東邊看了看，口中就連聲說“挺好、挺好”，轉身回去複命了，而那些大臣卻是站在西院牆下的。來俊臣處心積慮要殺這幾個大臣，可這些人都已認了罪，按法律不得處死，他就偽造了一封以這些大臣名義寫的“謝死表”，說是他們自感罪惡深重，無顏再活在世上，決心自殺以償罪惡。武則天一直很欣賞狄仁傑的才能，並不相信狄仁傑真的會謀反，她見了這封“謝死表”，決定親自召見狄仁傑問個明白，狄仁傑這才得以為自己洗脫罪名。武則天問他：“既然你是完全被冤枉的，那為什麼要認罪呢？”狄仁傑回答說：“要是不認罪，我早就死在枷棒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