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墨紙硯
欲工其事，必先利其器。
埃及的紙莎草紙，在中國的造紙術發明以前，曾經是最廉價最容易攜帶的書寫工具。和紙莎草紙比起來，泥版的文書太沉重了，銅版的文書太難以書寫了，羊皮紙太貴了，而沙盤則太難以保存了。紙莎草紙則完全沒有以上幾種缺點，當然，我們也不能把它說得十全十美，它的缺點是不能折疊並且還稍嫌粗糙。
紙莎草紙的製造技術曾一度失傳，而在蔡倫發明造紙術之前，它還是古埃及傳統的出口物資之一。被蔡倫斷了財路以後，這個古老的產業就漸漸地衰落了，最終埃及人也用蔡倫的辦法造起紙來。由此可見傳統文化中的一些東西生命力是何等的脆弱。
後來埃及人把旅遊業作為自己經濟的支柱產業以後，才想起大力開發旅遊資源，於是，紙莎草造紙術就是在那樣的背景下被重新開發出來。
紙莎草造紙術非常簡單：把紙莎草割下來以後，剝掉外麵的一層硬皮，按要求切成一段一段以後泡到水裏。泡好以後，撈出來用刀片剖成薄片，然後把這些薄片鋪到平整的石板上，蓋一層亞麻布以後，把另外一塊石板壓在上麵。草莖裏的水分被擠幹，再經過幾天自然晾幹，揭開亞麻布以後一張草紙就算完成了。
這樣的紙莎草紙在書寫前還需要裁減和粘貼，粘貼的目的是為了把要書寫的文件連成卷本。書寫好的卷本像裝裱字畫一樣用一根軸卷起來，最長的能到三四十米。現存最長的紙莎草紙卷本是哈裏斯大紙草，長度為40.5米。因為是由英國人哈裏斯發現的，於是就用他的名字作了命名。內容記載的是新王朝時期的拉美西斯三世給神廟送禮的禮單。一個禮單就有四十多米長，看來這份禮物足夠豐厚了。
古埃及人把天然的顏料作為墨水使用。這些顏料有著共同的特點，就是必須鮮豔且適合調製。古埃及人把這些顏料磨成粉狀再用特殊的樹膠和起來晾幹，這樣加工是為了便於攜帶，用的時候再用水化開。這些顏料比較典型的代表是赭石和碳黑。
如此看來，這種顏料塊和中國古代的墨塊十分相似，略略不同的是，人家的顏色種類更多一些。無可否認的是，古埃及人的文明史要早若幹年，這就使我們不得不懷疑，我們的祖先從古埃及文明中借鑒過一些東西。但是這樣的懷疑也有不經推敲的地方，畢竟雙方的曆史中都沒有直接或者間接接觸的記載。所以隻能有一個解釋就是：英雄所見略同。
除了墨塊差不多以外，在書寫格式上也有著驚人的類似。紙莎草紙文獻中的書寫格式和毛筆的書寫一樣都是從右向左、自上而下。這種寫法其實很容易弄髒墨跡，尤其對初學者來說更是這樣。相比較而言，現在的書寫形式使寫字的右手更能遠離剛寫好的字跡。但是從右向左的寫法更方便閱讀，一個卷軸我們用最順手的姿勢卷起來然後再打開閱讀，最先看到的一定是最右端的部分。
古埃及人不用毛筆寫字，否則我們更得說中國書法起源於埃及了。他們的書寫工具更趨於簡單化。一般是取一段植物的莖，稍做加工就是一隻筆了。燈芯草或者紙莎草的細莖，碾一下都能作為書寫工具。後期他們也用蘆葦和鵝毛做筆，當然，字體也是越來越漂亮了。
古埃及人有硯台但不常用，他們最常用的工具是寫字板。寫字板是木頭或者石頭做的，一般有一尺多長，四指多寬，一指多厚，很像一塊鎮紙，但有一個或者幾個凹槽。書寫的人就在這些凹槽裏研墨，所以基本用不到硯台。有一些寫字板上的雕刻十分精細，內容大多是曆史事件。
在古埃及腦體力勞動者的地位差距十分懸殊，看來，他們的觀念，也與中國人“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觀念如出一轍吧。
解讀象形文字之謎
古埃及的文字產生於公元前4000年左右，它脫胎於原始社會中的圖畫和花紋。當氏族中大部分人都能理解一個圖畫代表的意思時，這個圖畫也就開始向簡單化發展，這個時候文字產生了。
古埃及文字和蘇美爾文、古印度文和中國的甲古文都起源於圖畫文字，最終的發展結果，都是象形文字。這四種語言有其相通的地方，比如在日月星辰等自然物的代表上，有著驚人的類似，但這幾種語言又各成體係，畢竟氏族和氏族在意義的表達上還是千差萬別的。
甲骨文經過演化成了世界上應用人數最多的文字，而比甲骨文產生年代早、且體係完善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卻在曆史的流淌過程中幹涸了，最終隻留下一條滿是砂礫的河床。究其原因不能不說和異族王朝的統治有關係。
從第26王朝結束以後，古埃及先後經曆過波斯王朝、希臘王朝、托勒密王朝和羅馬王朝的統治。大量的紙莎草書籍毀於戰火，而這些書籍都是手抄的，一旦焚毀便與世人無緣了。異族王朝在財富掠奪的同時，也在進行著文化侵略，廟宇中的神靈麵孔被不斷更新，官方正式文件中也不再有那些漂亮的花紋字。再加上教育權力掌握在統治者手中，古埃及文字的失傳也就不難理解了。
以上隻是外因，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不是一種生命力頑強的文字。中國曆史上也有異族統治，結果卻是他們在統治過程中被同化掉了。
自從古埃及文字失傳之日起，就有人想破解這個謎底。他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翻故紙堆。希羅多德是最早到過埃及，也是最早對埃及文字有記載的曆史學家，可惜他也不懂埃及文字，他隻是聽導遊說，埃及文字分為祭司體和民俗體，然後很忠實地記錄了下來。
後來同樣到過埃及的斯特拉波和狄奧多魯斯也都提起過埃及文字，可惜他們隻熱衷於地理，也和希羅多德一樣都不懂埃及文字，並同樣認為埃及文字是一種以圖示意的文字罷了。
克雷芒主教本來是到亞曆山大港去傳教的，可是後來竟然去客串學者，寫了一本叫《雜著》的書，他把古埃及文字分得更細，認為有書寫體、祭司體和象形體三種形式，它們都是會意而不是注音。
五世紀的荷拉波隆顯然受過克雷芒主教的影響，盡管他出生並生活在埃及，可是嚴格地說，他隻能算是一個希臘人。應該說他是一個極具想象力的人，他認為每個象形符號就是一個詞，而這個詞是一種宗教教意的解釋，或者說是一種寓意的象征。比如他把“鵝”解釋成後代，因為鵝非常喜歡後代並精心地照料它們。我不知道古埃及象形文字中，有沒有“母雞”這個詞，我們通常認為“母雞”比“鵝”更喜歡自己的後代。
荷拉波隆的這種想象力很適合去寫科幻小說，卻不適合去研究古埃及文字，而恰恰就是這種不經推敲的觀點，在此後的一千多年裏成了權威說法。這種觀點影響了17世紀德國的天主教神父基歇爾，基歇爾除了繼承荷拉波隆的衣缽以外還有一個新的見解，他認為中國的漢字是從古埃及人那裏學來的。他把宗教中的一些傳說和曆史作了混淆，認為是諾亞的兒子曾經帶著埃及人到過中國，並把文字傳給了炎黃子孫。中國人學了一些以後，又在此基礎上創造了漢字體係。如果不是羅賽塔石碑的出現，我們還真的和他有說不清道不明的糊塗官司。
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和藝術家等等。這175個人可不是來遊山玩水的，他們在軍隊占領一個地區以後，立馬動手研究該地區各領域內的一切相關問題，夏布爾老早就聽說過這個專家組，所以趕緊作了彙報。
夏布爾得到的答複是立刻把石碑押運到開羅以備研究，於是他星夜把石碑送到了專家組跟前，他也因此而名垂青史，至於那個發現石碑的士兵則不再有人提及。
擺在專家組麵前的這塊石碑長3英尺9英寸，寬2英尺4英寸半，厚11英寸。碑體是磨光的玄武岩，碑的一麵鐫刻著三段文字。第一段文字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一共有11行，也是最模糊的一段文字。第二段文字有32行，被確定為世俗體文字。第三段文字最容易辨認，一共54行，是希臘文。
隨軍學者很快把希臘文字翻譯了出來，內容大致是古埃及孟斐斯城的僧侶給第15王朝托勒密法老歌功頌德的感謝詞。但對埃及文字沒有人能夠辨認得出，於是他們做了很多複製品和拓片送回國內，希望有人能夠翻譯出上麵的文字。至於原碑，因為法軍在此後的戰役中敗給了英軍，所以成了英軍的戰利品，並最終送到了大英博物館裏。
因為這個石碑是在一個被法國人稱為“朱利安要塞”的地方發現的，而這個要塞位於尼羅河畔，距離羅賽塔很近，所以石碑被叫成羅賽塔石碑。
埃及學之父商博良
從羅賽塔石碑被發現之日起，就有人猜測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世俗文字和希臘文講述的是同一個意思，而對希臘文字的解讀將使古埃及文字的譯讀變得輕鬆異常。
這個猜測的前半部分是正確的，可是誰也沒有想到，拿著原文和譯文作對照之後，解讀古埃及文字依然是件困難的事情。先後有法國的德·薩西、瑞典的阿克布拉德和英國的托馬斯·楊等喜歡東方學的人研究過羅賽塔石碑，並取得了一定的進展。隻是他們的進展和整個工程相比較是微不足道的，剩下的龐大的工程都等著一個叫商博良的人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