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老董也沒閑著，他開班上課，課上得很認真嚴肅，尤其是很講究禮法，老師的講台麵前，有帷幕把老師和學生攔開，有的學生甚至畢業了也不曉得董老師啥模樣！隔壁有座園林，裏麵鳥語花香，董老師三年了也不瞧一眼，更別說去玩了。”
董仲舒教授《春秋》，為漢朝培養了一批儒學人才。他的得意門生中，有做到地方諸侯國相的，也有在中央任職的，如擔任丞相長史的呂步舒。但是他自己始終卻不得晉升。所以漢武帝初年的這次公務員考試，對於老董來說，可是一個千載難逢的表現升職機會。老董又怎能不把平生所學，全部施展出來？
但是當年孔夫子周遊列國，向諸侯叫賣儒家學說，結果無人問津。董仲舒又是如何兜售他的新儒家學說呢？
董仲舒在第一份答卷，提出了著名的“天人感應”論。
董仲舒說：“天和人是有感應的。統治者行正道，上順天意，下應人情，就會有祥瑞出現。反之，統治者不行正道，不上順天意，不下應人情，就會有災異出現警告他。如果再三警告不知悔改，這個國家就會滅亡。“
天不但會發出災異警告懲罰，還會送出祥瑞對聖明的天子進行獎勵。如《尚書》記載，周之將興，兵渡盟津，白魚躍入王舟；有火覆蓋在王屋上，又忽然流動，變成了紅羽烏鴉。這就是所謂三代受命之符。
那麼，怎樣可以討得天的歡心呢？董老師說，一是統治者要自正，也就是自我約束。二是要教化百姓。老百姓都是作奸犯科之類，所以要教化他們。
那麼，怎麼教化百姓呢？董老師說，君主教化百姓的最好教科書，就是儒家思想呀！
董老師先攻擊法家，說秦朝以法家為治國思想，結果“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所以法家思想不能維持帝王的萬年江山。
既然法家不行，就要改變治國理念，但是漢朝初年奉行道家思想，鼓吹無為而治，在應該“更化”的時候沒有“更化”，錯失時機。所謂“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不更化理念，皇帝再顯明，也不能使國家富強。
答卷交到少年皇帝那裏，漢武帝一看，與從前的無為理論完全不同，觀點新鮮、刺激有活力，文章又寫得文美辭豐，旁征博引，好啊！有《論衡》為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
但是漢武帝還是有些不明白，究竟是黃老無為好，還是孔孟有為好呢？究竟是道家的簡約風格好，還是儒家的繁文縟節好呢？究竟是德治好，還是法治好呢？為什麼我做皇帝這份工作這麼賣力，成績卻很一般呢？
董仲舒得了利好鼓舞，再接再厲，又寫了第二策。
關於無為和有為的問題，董仲舒虛晃一槍，以時代不同為理由，提出無為政治適應於上古時代，到了周以後就不適用了。所以黃老已經過時，儒學卻正當年！
關於簡約和繁文縟節的問題，董仲舒開始亮出馬屁絕招，儒家之所以繁文縟節，不就是為了“明尊卑，異貴賤，勸有德”嗎？要是皇帝和百姓一樣寒酸，又怎麼分別貴賤呢？這個馬屁拍得皇帝很舒服。漢朝皇帝大興土木，貪圖享受，自漢武帝起，不能不回避董仲舒的這一慫恿責任。
關於德治和法治的問題，董仲舒當然不會放棄這個痛打法家落水狗的好機會，拚命攻擊秦的暴政，推尚禮樂德政。（其實指責暴政雖然沒錯，但董仲舒因此貶低法治，抬高德治，卻是在偷換概念，因為暴政不等於法治。）
最後是皇帝的個人問題。董仲舒認為漢武帝之所以未能建功立業，其因有三，王心未加，士素不勵，長吏不明，其實是一個意思，就是要宣揚儒家思想，用儒家的人做官，用儒家思想恩澤百姓。
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漢武帝還是不滿意，覺得這位學術大師說話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有所顧慮，於是三降天問，讓董老師放開胸懷，大膽地說話，把事情講清楚。
漢武帝道：“三代的王道都不一樣，有沒有一個萬古不變，百世奉行，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之道呢？”
老子回答過這個問題：“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說嗎？不可說也？”看來老子的回答太玄乎了，漢武帝要董仲舒清楚地說出來。
於是董仲舒說了一句話：“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其實這與他前麵說道家過時的言論是自我矛盾的，如果“道”真的不變，適應於上古時代的無為政治為什麼到了周以後就不適用了？如果說是天變則道變，天不變，道亦不變，那麼怎麼判斷天變了呢？道又如何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