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一二九師騎兵團駐紮在南宮縣城。
劉春雷來到軍營門口，站崗的哨兵攔住問：“幹什麼的？”小夥子見到當兵的還是有些發怵，吭哧了半天才說了句：“我……我找胡彥明，他是我師兄。”
哨兵也愣了：胡彥明是誰呀？不認識。
正不知該怎麼辦，從營房裏麵走出個背盒子炮的八路軍幹部，笑嘻嘻地打招呼：“小兄弟，是來報名參軍的吧，歡迎歡迎！”
這個幹部帶著劉春雷去團部辦登記，一路上問長問短：叫啥名字？多大了？家裏有些什麼人？……還找出大紅紙，張羅著給捐獻戰馬的家庭寫感謝信，周圍的人都喊他鄧政委。
鄧政委？就是那個在布告上簽名的騎兵團政委鄧永耀？這麼大的官還這麼和氣，劉春雷頓時覺得心裏暖洋洋的。
可是，接下來遇到的人就沒這麼客氣了。
到了新兵營，耿協福營長正和侯洪臣教官在屋裏下大棋（象棋），看見新兵蛋子進來，上下打量了幾眼，喊一聲：“來呀！馬牽走！”立刻就有人把大紅馬牽走了。兩位領導又接著下棋。
沒人發話，劉春雷隻好在屋子當中傻站著，等了好一陣才怯怯地問：“那個……槍……我的槍在哪？”
“槍？不急。先訓練再說，”營長一抬頭看見馬刀了，指指桌子，“把軍刀留下！”
“不給！我不給。”小夥子急了。這把哥薩克馬刀可是自己的寶貝，不發槍還想搶我的馬刀，沒門！
耿營長也沒想到新兵會有這麼大火氣，愣了愣，揮揮手讓他走了。
第二天，劉春雷就倒黴了。
先是在準備馬料的時候挨了罵。當時，為了給戰馬增加營養，要在草料裏添加料豆。這料豆是先用鹽水煮熟，然後再炒幹備用的。劉春雷幹這活不在話下，他一邊炒豆子，一邊抓了一把擱在嘴裏閑嚼（估計這是他當廚子時落下的習慣）。結果被侯教官看見，訓斥一通，說他“跟牲口搶食”。接下來再去刷馬，小夥子沒留神，讓戰馬把棗樹的樹皮啃掉了一圈，耿營長知道後又是一頓臭罵。
這下子劉小夥兒有情緒了，他覺得領導為這麼點破事刁難他，擺明了是惦記著自己的那把好刀，於是拎著馬刀去找耿營長，見麵就說：“這把刀我不要了，請長官以後別再跟我過不去。”
耿協福沒吭氣，把刀收下了。晚上就召集新兵開會，營長和教官首先檢討了自己對劉春雷的態度，然後就宣講部隊的紀律和共產黨八路軍的群眾政策，一條一條說得詳細在理。劉春雷心想：這八路軍當官的給當兵的道歉，規矩還真是不錯啊！
八路軍的規矩好，八路軍的規矩也大。
當時，騎兵團的兵力隻有三個連外加一個營。三個連都是正宗的紅軍老底子，戰馬配齊了，戰刀卻是五花八門；另外的這個營是新兵訓練營，隻有一百多人、四十多匹馬，沒槍也沒刀。
新兵營和老連隊是分開訓練的，新兵們很少和老兵打交道。這裏麵有個原因是說話聽不懂。
一二九師騎兵團的老底子是陝北人（甘陝紅二十六軍騎兵二連），後來並入了湖北人（鄂豫皖紅二十五軍手槍團），改編成八路軍後又補充進了四川人（紅四方麵軍的幹部戰士）。所以，來到冀南的時候，隊伍裏陝西、甘肅、四川、湖北、河南、安徽……什麼方言都有，就是沒有說河北話的。別說當地老百姓聽不明白，就連老紅軍自己都犯暈。
新兵營的戰士大多來自河北，年齡、經曆相似，又是同鄉，彼此間很快就混熟了。隻不過，大家都是新來的，不懂八路軍的規矩，犯錯誤的時候也就沒人能夠提個醒。
新兵訓練辛苦，部隊的夥食又跟不上，到了晚上總覺得肚子餓。杜金波（1944年犧牲）和崔秉誌（1942年犧牲）的家在縣城，杜家是賣燒雞的，崔家賣醬驢肉卷餅，大夥就掩護他倆溜出軍營去找好吃的。可是，這倆小子回來的時候沒把吃食帶足，給了這個不給那個，結果就挑起了“人民內部矛盾”。
別人吃得香，胡彥明（1943年犧牲）看著眼饞心裏窩火，數落了幾句，兩邊就打了起來。既然是打群架，當師弟的當然要幫著師兄，於是事情鬧大了，大家都被關禁閉。據戰友們揭發：鬥毆中，劉春雷曾經叫囂“老子的馬刀不在手上，不然非砍了你們”，為這句話，多關一天。
剛從禁閉室裏出來，劉春雷又惹禍了。
當騎兵的當然要練馬刀，但新兵練刀不能騎馬也不能使真刀，否則揮起刀來，朝前撩了馬耳朵，朝後劈了馬屁股，弄不好還能把自己的腳剁下來。所以一般是先拿一條長板凳，前端豎捆著一根掃帚，大家舉著木棍左右比畫，什麼時候狂揮亂舞都不會打到板凳、掃帚了，什麼時候才能上馬。
戰士們都明白這門技術關係重大，練得十分認真。可是，人人都想多練習，到哪裏找那麼多長板凳去？
劉春雷四下張望計上心來，“噌”的一下躍上老鄉家的院牆。這地方好，高大寬敞，而且騎著牆頭比坐在矮板凳上瀟灑多了。於是夥伴們紛紛效仿，爬上院牆，“嘿嘿——哈哈”地左刺右砍。
正玩得高興，房東老頭出來了：“你們幹啥呢？騎兵不騎馬，騎我家牆頭？”
“大叔，稀罕吧，我們這是在練刀法！”
“倒黴孩子，這哪是練刀，你們這是拆牆吧！……”
話沒說完，“轟隆”一聲，院牆真的垮了。營長氣急敗壞地跑來賠禮道歉，灰頭土臉的劉春雷隻好又回到禁閉室裏去了。